“放管服”改革:政府承诺与技术倒逼——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考察

2016年底浙江省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地方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尝试。经过一年多时间,"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向全国。"最多跑一次"是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承诺,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系统性工程的切入口,也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倒逼政府流程再造和提高效能的有力抓手。"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在撬动政府职能归位、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数字型政府建设。"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党政主导与顶层设计、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以及地方竞争的创新文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继续深化,需要重视合法性、信息安全、有效性和增量改革等问题;"最多跑一次"的未来,是技术倒逼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好样民警 火海救人

近日,泗县小梁乡派出所民警陈家刚勇闯火海、舍身教人的感人事迹被当地群众广为传颂。2004年10月31日下午,小梁乡大魏村大魏街百货经营户马方德家,因液化气泄漏引发了火灾,户主马方德在救火中,被浓烟和液化气熏倒在液化气罐上。与马方德家相邻的几家都是经营户,棉花收购仓库和货物储藏室一个连着一个,且家家     

基于有效治理的地方民主发展之道——杭州“民主促民生”战略的政治学思考

杭州市的"民主促民生"战略,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地方治理中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导向,建立政府主导、公民参与、多元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治理的转型与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杭州的实践开创了一条政治发展的"中国路径":增量民主与有效发展,通过社会建设为政治建设"造因",从社会民主与生活民主的途径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杭州实践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与选择路径——兼论浙江地方政府改革经验

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与制度创新,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地方政府,被地方经济和政治利益刺激,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改革与制度创新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重新定位,地方政府的重组和机构改革,决策能力和管理工具的创新,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等。浙江省的治理创新,走在全国的前列。经济、社会与政府管理的内在协调性和相互促动,构成了浙江政府管理改革的动力和演进机制,其成功还取决于政府的自觉意识和合理的改革方案设计。     

“官民网络对话”的浙江实践

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展开在线交流,指出:"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一时间,各地党政机关纷纷以深入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讲话精神为契机,在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加强新兴媒体建设方面不断探索,渐成新风.张春贤、强卫、汪洋、卫留成、苏荣、徐光春等多位省委书记现身网络,与网民真诚对话,给网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深绿”转向“浅绿”的调适与回归——论欧洲绿党转型的现代性意蕴

随着绿色政治学进入公共领域,绿党开始登上欧洲政治舞台.欧洲绿党的兴起开创了政治学的“绿化”和生态化,绿党所引领的生态政治和绿色政治意味着欧洲政党政治结构的现代性转型.然而,此种转型没有遭受激进意识形态的洗礼,只是在社会实用政策方面进行适度的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坚持从“价值绿化”理念进入“政策绿化”的实践,这被认为是绿党在应对现代性生态危机中完成一种僭越性的跳跃,同时也标志着绿党及其政治理论渐趋成熟.     

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进一步深入，作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11个重点产业园区之一的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可谓如火如荼。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问题研究

社区建设应指向社区发展,而主体性的社区发展是"善治"和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之一,同时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城市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包容性。包容性城市要避免对某些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的排斥。有效的社区融入,不仅体现了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包容,而且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的内涵。社区通过均等化服务、利益关注和倾斜以及组织化参与等方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     

国内"参与式治理"研究综述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相关研究文献还只简单停留在描述阶段,不仅缺乏对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探讨和建构,而且缺乏对相关案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     

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杭州市社区建设为案例的考察

社区建设或者社区发展,从理论上讲,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然而,中国的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推动和主导下展开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转型期基层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社区建设中政府社会控制和社区自治目标的冲突,导致社区建设内部主体和参与动力的不足与滞后.杭州市社区建设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强势带来的社区建设行政化倾向.这直接导致了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客体化,从而影响到其参与的动力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