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地方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工作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加强和规范司法监督工作已然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着力点.     

富裕的年代,落差的心灵

在一个富裕的年代,变化的年代,总有许多颗“落差的心灵”。你并不是唯一受伤的那一颗,这是生活的事实。因为这些遭遇、体验的存在,我们才享受生活的全过程,才会成长。     

刑法修订与刑法学家的使命──评陈兴良教授新著《刑法疏议》

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修订，这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史上墨浓笔重、令人注目的一章。刑法学界为使自己的研究重点与这一重大立法事件相契合，积极行动起来，为刑法的宣传与即将付诸实施不遗余力地鼓与呼，阐释新刑法的书籍在这“一夜春风”中，可谓“千树万树梨花开”，大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在这众多刑法书籍中，有一本书，因为由一个学者独自撰写，有其丰富厚实的内容和近乎完美的装帧设计而最具可辨认性，那就是陈兴良教授所著的《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7年3月版）。笔者有幸得以先睹，通览全书，掩…     

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对策思考

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客观分析了当前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的基本表现,深入剖析了对党员理想信念构成重要影响的五大“冲击波”,即比较冲击波、巨变冲击波、腐败冲击波、干部权力合法性冲击波、利益矛盾冲击波。探讨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应采取的基本措施,不仅要强化思想教育,提高党员认识水平,更要积极保障党员权利,发展党内民主,同时加快各项改革,坚决维护群体利益,使党员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发言摘登

199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会上宣读了王震同志致胡绳同志的信。信中说:“你主编的这部书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好教材。请向乔木同志及与你一起为此书的著述而紧张工作的同志表示慰问。让我们为保持社会主义祖国的长治久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进一步团结起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胜利共同奋斗!”现将胡绳、薄一波、胡乔木、王忍之同志的讲话及邢贲思、逄先知、姜思毅、萧超然、何理、何沁、陈铁健同志的发言摘登如下。     

走出困境 柳暗花明——从6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调整到“文化大革命”前

走出困境 1959年下半年的“反右倾”,迅如疾风。紧接着,全国掀起了“第二次”跃进高潮。当时一句最响亮的口号是: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这种以政治批判为动力的运动,往往表现出更狂热,更冲动的势头。在农村,由高     

官职不是"肥缺"

与其说王文锦敛财有术,不如说敛权有术.你看,他不仅将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三个要职集于一身,还兼着公司所属三个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他是要"革命重担挑在肩,一心为党作贡献"吗?非也.是别人没能力,唯有他堪当大任吗?非也.     

百年夙愿梦成真——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谈判始末

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香港问题是由19世纪后期英国强加给清政府的3个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先后于1842年、1860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     

浅谈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是表明权利人在国家生活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确认,从立法上反映了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从而体现了国家的本质。要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既要靠宪法和具体的法律、法规,又要靠增强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有效遏制违法行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