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思想研究：探索新的范式——兼评《理解鲍曼》

鲍曼思想已产生巨大影响并引起广泛研究。作为汉语界第一本专题性研究著作,郑莉的《理解鲍曼》采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范式。这种范式可能简化鲍曼思想对学术界的贡献。个体是的鲍曼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个体生存境况的变迁是理解鲍曼思想的一个视点,是研究鲍曼思想的一种新范式。凸显鲍曼思想的个体关怀可以把握其思想脉络,并管窥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身份研究新思维——评Citizenship The Civic Ideal in World History,Politics and Education

“公民身份是人类尊严和世俗道德的基石。失去了这些价值，人类将蜕化到暴政与狂妄。因此，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公民身份的光芒，唯有通过其多棱镜的耀眼照射，才驱散这些邪恶的黑暗。”（P．345）本书作者德里克·希特用这句既发人深省又意味深长的话来为本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以行政体制改革引领现代化国家建设—以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探索为个案

英法等早发国家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宪政政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可以是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引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是近年采才置之于引领现代国家建设的高度朱认识和实践。行政问责在制度化的探索历程中呈现出稳定性、试错性和渐进性三个特点，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建设已迈向成熟稳健的轨道，但在灵活的政策条例、具体的制度法律运行与基本的制度体系之间存在严重脱钩现象。这不仅是我国国家建设处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使然，也是60年国家建设历程的基本特征。由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化运行是行政体制改革及其引领的国家建设的基本方向。     

中国民主化道路选择问题的变量分析--一个概念图式的解释

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学术界晚近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应该优先考虑社会的自主化、政治制度的合理化抑或民主价值的本土化。本文通过一个概念性图式来解释,这三种立场的理论原型分别构成发展逻辑不同但又相互依存的三个民主自变量,而自变量的变化决定着任何国家具有不同的民主化路径。中国的民主化函数是在以历史时间和世界空间构成的坐标系中全方位展开的,应在整体上并行不悖地推动三重民主化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以超越民主自身的弊病和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困境。     

利维坦的第三种叙事:评托马斯·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

<正>托马斯·埃特曼著.郭台辉译(2010).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共426页.一、历史社会学视域中的利维坦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上帝是创造并主宰宇宙的全知全能的神,是我们理性不可知的、但却是一切权力和秩序的根源和基础,是裁决善恶的最高法庭。为了展示上帝的权能和智慧,耶和华在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对我国改革历程的一种解释

我国在改革中经历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如下变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策,使劳动力自由买卖与资本原始积累的正相关性在我国成为现实;在九十年代初,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使资本开始真正成为主导社会变迁的力量,从而出现资本抛弃劳动之后所遗留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政府权力如何缓解少数资本拥有者与多数已成为穷人的劳动者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是面临的新问题。     

社会资本:公共政策过程的变量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和新的解释范式,对当下社会科学界产生着深远影响,但目前各种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运用不乏混乱和矛盾,本文视之为以信任的核心、以公民参与网络和互利互惠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然后表明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过程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应无不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与社会资本的储量也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社会资本这个变量,以形成社会资本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语言学转向"是一种当代学术思潮,主张以语言为中心发现事实与建构知识,对人文社会科学构成巨大挑战,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可分语言学的视角与语言学方法两个层面。语言学视角主张"语言的政治化",语言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但有两种不同的视角预设。反映论预设把语言视为介质,透视并反映民族、国家、制度等宏观议题的"强结构",而建构论预设把语言看作本源,塑造并建构社会网络、集体认同、行动等中微观议题的"弱结构"。语言学方法强调"政治的语言化",把书写文本视为发现政治事实的全部论据,具体表现为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三种类型,以不同方式进入政治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的缺陷在于,视角的不同预设带来知识的不确定性,而方法的文本主义导致不必要的混乱。中国政治学方法论正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不能因视角与方法的新颖而忽略缺陷,需要跳出"语言的牢笼",回到超语言的社会事实与价值规范。     

制度体系变动中的大户籍制改革

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户口管理制度中附加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功能,用以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一种工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制度体系变动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的原初性质与功能。当前惟一的出路是进行大户籍制改革,即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推动制度体系的变动中,合理卸载特定历史时期赋予户口管理制度的各种额外功能。大户籍制改革面临的困境是,中央各部委的改革态度不一致,东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均衡,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不一致,发达地区变相抵制改革。走出困境的政策建议是,采用中央统筹与地方创新相结合,省内统筹与省际协议相结合,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相结合,回归户口管理的服务本位的"三结合一回归"的综合改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