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中坚干部：乡镇治理有效的内生动力及其功能实践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有效的保障。有治理动力和治理经验的中坚干部，是基层治理有效的关键。中坚干部的个体化、组织化与群体化特征，支撑起其在干部培养、组织动员、目标调控与矛盾化解等方面的功能实践。中坚干部的难复制性，要求各级党委践行乡村人才建设工作部署，建立健全适合基层特点的干部制度与培养机制，确保中坚干部队伍的可持续性，避免基层治理转型陷入悬浮的泥淖。     

乡村治理中的“行政激励型项目”及其实践——基于浙江省J镇的调查

项目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可分为普惠型项目、特惠型项目和行政激励型项目三种类型。本文通过对行政激励型项目基层运作过程的观察，发现其在意志导向、实践形式、运作机制、决策方式和实践功能等方面有着区别于普惠型项目和特惠型项目的特征。乡镇政府对行政激励型项目的创造性运用，有助于克服治理权力和治理能力提升难题，能够有效缓解基层治理困境。行政激励型项目的基层治理实践表明，项目资源只有满足村庄的现实需求，村民又能参与其中，基层政府才能获得自下而上的权力认同，基层治理才能取得实效。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同构压力与目标替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形式化”问题及治理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话语和理论创新要求下，基层治理受趋同、规范、竞争与模仿等同构压力影响，少数治理主体为寻求政治认同、规避责任风险与获取竞争优势等，采取名实分离、以“迹”为“绩”、以“创”代“行”和悬浮服务等策略，引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同构压力下基层治理以党建目标替代治理目标、以话语创新替代制度创新的目标替代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制度耦合困境，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式化”的根源。要化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问题，关键在于明确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与中心工作，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价值目标重构、推进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功能再造、推动党建制度创新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耦合联动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