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比较研究

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最终是为了解决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中国澳门地区刑法和内地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差异决定了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差异。相比之下，后者的分类方法更有利于正确量刑，但是两种分类方法对于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都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办法，个中深层原因在于对共同犯罪究竞是一罪还是数罪的认识尚未明确，借鉴“行为支配理论”有益于解决上述问题。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申——以持枪抢劫行为为视角

持枪抢劫是我国刑法抢劫罪的八种加重情节之一,对持枪抢劫的理解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笔者对持枪抢劫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从持枪抢劫出发对我国抢劫罪的法定刑配置提出了建议。     

对交通肇事罪有关司法解释的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该《解释》的一项内容规定,交通肇事只造成财产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只有行为人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才构成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从实质上改变了《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客观要件内容的规定;违反了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得相互转换的法律原理;并且与《刑法》第4条所规定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冲突,应当修改。     

窝藏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行为之定性研究——兼论主观罪过在犯罪认定中的作用

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被亲属窝藏，亲属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罪，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310条的“犯罪的人”。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都无法给出答案，从立法目的，结合犯罪入的主观罪过应该对“犯罪的人”作普通语义解释。考虑到亲属关系的特殊性，可以不追究窝藏者的刑事责任。     

论英美法系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在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对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尤其是犯罪人的人权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弘扬。但是,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的难点在于如何操作。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陪审团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可以看出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对刑法的理解只能以老百姓的理性和良心为标准。借鉴英美法系的这一精神及其具体制度有利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论撤回公诉制度的正当根据及其合理限度——基于诉讼效益原则的制度安排

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作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合意"回避无罪判决的手段而使用的撤诉制度的正当性面临着质疑。撤诉制度的存在与诉讼模式、公诉制度、诉审分离等制度关系不大,撤回公诉制度只是在案件已经不具备继续审理必要的情况下终止诉讼、节省司法资源的一种手段,这也是撤回公诉制度存在的根本依据。由于我国撤诉制度缺乏合理限定,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错案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撤诉制度在实践中被误解和滥用,因此必须从效力、范围、审查、再起诉的条件等方面对撤诉制度加以完善。     

对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原则渊源的再反思

产生于贝卡利亚,成型于费尔巴哈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欧洲国家加强王权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示它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规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保障公民自由并无必然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后来由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说明只有刑法的实体内容合理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自由。     

亲告罪追诉机制的应然选择

国家将是否追究犯罪人的权利转让给亲告罪的受害人,公安机关对亲告罪没有侦查权,法院往往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案件或者驳回起诉,致使亲告罪的控告人无法得到公权力的救助。应该赋予公安机关对亲告罪案件的侦查权,同时给予亲告罪案件受害人选择通过公诉还是自诉途径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自由。     

刑罚的历程——《规训与惩罚》一瞥

福柯是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考察刑罚的历史和刑罚的现状。在福柯看来。刑罚始终都是展示和运用权力的最佳方式。福柯的刑罚思想里包含了一般预防思想的合理内核；但在福柯对刑罚的个别预防功能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的同时，福柯的理论也就走向了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