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

在民族史研究中,对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有"友好合作说"和"战争压迫说",但就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则表现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既和平友好、相互吸收,又矛盾冲突、相互排斥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民族融合而言,西南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元代以前表现为同源异流为主,元代以后则既有同源异流,也有多源合流和异源异流.此外,整个西南民族关系主要由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表现出来.     

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研究成果较多,总体上看,一是研究重点多为对单一的氐族和羌族历史的考释,而对整个西南地区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研究不多;二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不同,对史料的解读不一,导致了观点各异、分歧较大,且对氐羌、氐、羌的释义及其相互关系等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人作过相对完整的探讨;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学者们大多从历史文献着眼,对现代的一些民族学调查资料、考古学材料、遗传学资料重视不够.     

晚清边疆危机中云南土司制度的变化

一、土司制度弊端的显现 晚清以来的边疆危机中,边疆沿线的土司地区成为保家卫国的第一道防线.在英法入侵的过程中,沿边土司率领各族人民对侵略者给予了坚决打击.但也是在边疆危机中,作为"天朝""藩篱"的土司及土司制度也暴露出了其固有的弊端.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之二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背景和基础。各民族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结成了紧密的关系 ,甚至互相融合。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 ,一定要意识到不同时期的民族在内容和概念上是不同的。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汉族民间与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四大部分 ,而西南民族关系的特点则可概括为分布上的大杂居与小聚居、政治上的多元一体、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经济上的互补性、文化上的多元交融。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封建时代的研究是自发的 ,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浓厚的政治色彩 ,缺乏客观性。 184 0年以后 ,西南民族史研究由自发转为自觉 ,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新中国成立以后 ,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 ,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学术著作、论文不断涌现 ,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类进入 2 1世纪 ,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学者们只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不断地拓展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才能获得更大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明至清前期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明至清前期，特别是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政权的更替以及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思想极为丰富。从宏观角度看，明朝的民族思想延续了传统的二元特征，既有“华夷之辨”，也有“华夷一体”，但“华夷一体”的思想在较长的时期发挥着凝聚人群的作用。明清鼎革，清朝为了建设大一统国家，超越了传统“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民族思想，强调以统治疆域为基础的“中国一家”,为近代中华民族一元观的出现奠定了历史性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勐、曼陀罗与大一统中国:滇西耿马土司的“国家化”研究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国家观念及国家实践。基于地理环境,傣泰社会发展出以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勐的政治制度以及围绕着勐形成的国家观念。勐具有内在的分散性和分化性特点。耿马土司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既是以木邦、勐卯为中心的傣族各勐分化、竞争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缅甸曼陀罗国家和元明清大一统王朝国家在这一区域的扩张。耿马处于缅甸曼陀罗的最外圈,只有在缅甸出现卡里斯玛似的君王时,才短期将其纳入缅甸王圈,不过此过程却为耿马带来了佛教信仰,并因此强化了统治者的精神权威。明清大一统王朝的土司制度则是"因俗而治",在适应傣族勐制的同时,也通过设府派官、分而治之以及控制土司承袭制度来改造以勐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进而改造其国家观念。分散、层级的权力趋于集中,大一统国家的观念在耿马逐渐确立起来,大一统国家逐渐成为耿马土司认可的唯一政治权威。     

辛勤开拓多硕果桃李芬芳材成林--纪念尤中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

尤中先生于1956年开始在云南大学从事民族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已达60年，并恰逢他的鸿篇巨著《中华民族史》(共6卷、460万字)出版面世。尤中先生于1927年出生于云南宣威。7岁开始发蒙读书，中小学阶段，在当时治旧学的老师的训示下，他熟读先秦典籍，打下了坚实的古汉语基础     

南方陆上古通道:民族迁徙大通道

早在秦汉时期,四川的丝绸、布匹、铁器及邛竹杖等就经 "蜀身毒道"、"安南道"等销至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一些地区,而南亚和中亚国家的珠宝、琉璃等器物也由互输入到了内地,这条通道成了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通道.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研究

《汉书·西域传》将西域分为狭义西域和广义西域,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西域。整个西汉时期,国家战略重点在于防御北方匈奴的进攻,同时也为了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控制。汉代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态势,就由汉王朝与匈奴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及西北边疆民族为了自己的基本利益,左右于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三方博弈关系构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汉王朝与乌孙、车师、鄯善（楼兰）、渠犁等民族的关系较为友好且紧密。王莽新朝建立之后,其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匈奴势力再次进入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使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