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分析——原则:立法与司法的冲突与协调

归责原则是各类证券民事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标准之一,不仅关系当事人的民事实体责任,还与诉讼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研究证券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具有重要的审判实践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对证券侵权民事责任主体的归责原则之规定,忽略了与现行立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有的与法理相悖,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审判实践的困惑。实际上,我国证券侵权民事责任主体不同,且各自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的差异,故其归责原则呈多元化的特点。     

论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

由于在纠纷解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简便、经济、快捷、专业性及保密性强等优点 ,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 )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根据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将S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是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主要包括仲裁、调解以及和解。这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各具特点 ,适用于不同情况下医疗纠纷的解决。     

澳大利亚绩效审计发展新趋势

本文以澳大利亚审计署网站最新资料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对绩效审计相关信息进行理论识别与系统分析,揭示澳大利亚绩效审计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突破趋势:在审计内容、审计过程、审计脉络、审计范畴和审计内涵等方面,集中展现绩效审计的系统功能;通过加强绩效审计主体的制约力量、保证扩大绩效审计对象范围落实到位、增强绩效审计的资金和技术支撑等举措,不断加强绩效审计的组织建设;在持续完善绩效审计的过程控制体系方面,不断完善绩效审计的基本法律法规、持续推进绩效审计过程的标准化管理和重视绩效审计的质量认证机制等特征最为突出。文章最后就澳大利亚绩效审计发展趋势对我国绩效审计发展的启示与借鉴进行了阐释。     

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的开发思路

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设计在整个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指标设计应遵循业绩指标与通用指标相结合、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传统指标与现代指标相结合、正数指标与负数指标相结合、基本指标与修正指标相结合、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相结合的开发思路。     

建立医疗机构医疗安全预警管理系统的必要性研究

本文从当前医疗机构在医疗安全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出发,根据现代医疗安全管理理论,探索建立适合各个医疗机构的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安全预警管理系统的必要性。从而为建立综合性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奠定基础。     

晚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之评判:“全球治理”理论的引入

晚近国际投资争端的性质已由以往的政治性争端转变为现行的管理性争端,相应地,国际投资争端的传统外交保护解决方式也已为国际仲裁方式所取代,而且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实践出现了明显的偏袒外国投资者,损害东道国权益之倾向。就此,已难以用传统的南北矛盾理论框定,而现有的商事仲裁理论和国内公法理论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需要引入一种视野更为宽广的全球治理理论予以弥补。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

近几年,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国家推动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赋予其落实科学发展观、体制创新、探索新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从目前已经推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几个试点城市来看,改革方案的内容及举措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区域特色,尤其是与以往经济特区模式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当前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能否利用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推进体制创新,掌握改革主动权,将决定一个城市或地区在未来竞争格局中的位置。获准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一个城市或地区来说,无疑相当于获得一次体制创新、再创业和腾飞的机会。这也正是各地在申报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竞争激烈的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回顾与展望

无论何时,离婚条件、离婚程序、离婚效力、离婚救济等问题,都事关人们对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年间,中国内地年获准离婚人数,从1978年28·5万对、1988年65·5万对上升到1998年119·1万对,     

日本在缅甸的平衡外交:特点与困境

冷战时期,日本与缅甸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友好关系,但在1988年以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尽管日本之后一再努力,希望恢复昔日对缅影响与特殊的邦交,但收效甚微。日本在对缅关系上,一方面利用援助制裁实行有限的压力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缅接触,实行制裁和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日本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两面性,是其在国内各界分歧、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     

央地关系视角的土地财政:一个制度层面的梳理

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中央与地方税收、金融、国企等经济分权改革是本世纪初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根源,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一致则是土地财政快速扩张的关键。嵌入此背景中的土地财政不仅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载体获取财政收入的过程,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等行为主体构成的土地市场复合型利益链条的重要环节。在后"四万亿"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出现偏离。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支持逐渐耗散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这一"独木"将难以支撑土地财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