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畸变会影响“一把手”腐败吗?——基于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

在单一制国家,既定的权力结构决定县域党政“一把手”往往在本辖区内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在享有较多的权力和缺乏有效监督的不对称结构下,“一把手”发展成“一霸手”的现象容易发生。对此,文章基于人格畸变的心理视角,来解释“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为何有的‘一把手’官员的腐败行为以贪腐为主,而有的则主要表现为行事专断或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差异化腐败现象。文章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后发现,人格畸变与“一把手”腐败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效应。其中,交易型人格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催化最为明显,“经济寻租”在腐败行为中占比最高可佐证这一观点。其次,人格畸变具有多重、复杂交织特征,各类人格特质的关联性较强,表明由此诱发的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再次,“一把手”往往在其首个或第二个任期内落马,表明人格畸变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应纳入任职时间的情境中加以考察。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对今后关于加强“一把手”的廉政教育与监督工作实践,从人格畸变的矫正与预防角度提出了政策上的启示。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边疆安全治理的语言政策路径探析——基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实施历程（1949-2019）的考察

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关系到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整合与边疆安全治理效果。文章基于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范式，考察新中国成立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语言政策在边疆安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机理，表现为语言同质化程度与边疆安全指数呈“U”型的关系变化特征。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大体经历了“生成—转型—巩固”的过程。在生成阶段（1949-1978），“以民语教学为主，加授汉语”的传统模式并没有对边疆安全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转型阶段（1979-2000），随着系统环境的开放，边疆安全治理的困境也逐步显现，倒逼中央政府提高国家通用语言在双语教育中的权重；到了巩固阶段（2001-2019），随着双语教育政策设计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边疆安全困境有所缓解。作为该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民族边疆地区的居民对该政策的调整会做出相应的能动反应。最后，文章对以国家建构为核心旨趣的历史政治学范式在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议题研究中的适用前景作了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