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常德H乡多元治水的经验启示

通过对常德H乡多元治水经验的解读,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多元化的理论逻辑和政府角色转变。物品分类理论、提供组织分形理论和供应与生产分离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H乡的多元治水经验表明,要实现公共产品多元化提供,关键是要实现政府角色转变,提供多层次的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文章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网络民意在公共决策中的双面解读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催生了网络民意的形成。互联网的虚拟环境一方面为网络民意的表达和生长提供自由空间;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导致的网络主体结构失衡性问题,网络空间虚拟性、匿名性导致的网络主体去责任化及群体极化问题,又削弱了网络民意的真实性。因此,在政府公共决策中,对网络民意应该秉承"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兼收并蓄,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意依据而正确地加以引导、甄别和合理吸纳,同时加强对网络民意的舆论引导。     

公共政策终结的动力学分析——以取消农业税为考察对象

政策终结是一种政治过程,存在着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阻止政策终结的阻动力,公共政策的终结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本文从动力学的视角构建政策终结的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农业税政策终结中各种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农业税终结主要采取了增加推力和消解阻力并举的办法。党的执政理念转变、李昌平上书事件、农业税政策评估、新闻媒体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中央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和启动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消解了县乡政府的阻力,"两个趋向论"则彻底消除了那种"取消农业税淡化农民国家意识"的心理顾虑,确保了农业税条例的顺利废止,成功走出了"黄宗羲定律"的历史怪圈,对于其它过时无效政策的终结具有重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义务教育资源城乡失衡与"积极差别化"政策选择——基于郴州市北湖区的田野调查

本文以北湖区义务教育问题为分析样本,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办学条件、教师资源三方面分析了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失衡问题.由于国家长久以来的实行城市偏向的消极差别化教育政策,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导致了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和断裂.体制和政策是造成我国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和发展失衡的最主要的因素.要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必须实行重点向农村倾斜的积极差别化政策,在教育投入、师资力量、资金援助等方面优先考虑农村,以此推动农村义务教育的快速发展.     

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需求与供给、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

21世纪,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普及,人类进入了网络社会时代.网络传播方式为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舆论平台,使民意表达的渠道和空间不断拓展和扩大,并逐渐生发出一种新的民意类型--网络民意.     

农村“一事一议”的实践困局与制度重构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本文对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局及其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由于"一事一议"制度设计中存在二元目标冲突、多元权力结构制约、利益集团操纵、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使"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局.因此,要走出实践困境,必须从目标矫正、权力规范、选择性激励机制提供等方面进行制度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