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方法的两种传统及其启示

宪法解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在宪法解释方法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大分支:德国传统和美国传统,二者分别以文义解释和原旨主义为主导性解释方法。虽然两种传统有着诸多差异,但从20世纪以来却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以重视社会学解释方法为集中表现。在两种传统的差异与趋同中,中国宪法解释可以受到多方面的启示,包括回归宪法文本、期待个案发轫、扩展主体范围和重视社会效果等。     

《法理学》课程分级设置的价值与局限——以培养法律思维为目标

培养法律思维是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而目前多数高校的《法理学》课程仅仅在大一开设,这种设置方式存在着很多局限与不足。分级设置的教学改革则可以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情况讲授相应内容,循序渐进地培养其法律思维。当然,分级设置的教学改革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从对《法理学》课程分级设置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当前的法学教育需要大规模提升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内容,法律方法论就是其中的重点方向。     

大数据时代对网络民主的价值、冲击及其应对策略

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时代强调对海量数据的完整收集、整理和使用。大数据时代具有系统性、客观性、整体性和精英化的特点,能够弥补网络民主的不足。同时,大数据时代也会对网络民主形成一定冲击:即加剧网络民主中既有的信息鸿沟,推动技术垄断的形成,有可能造就数据霸权,有可能架空网民的民主权利。因此,网络民主应对大数据时代的主要措施为:政府应当转变观念,承认大数据时代权力的多元化发展,适当下放或者释放部分权力;普通网民不应在大数据时代随波逐流,而应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对数据信息的监督之中;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在大数据时代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正式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应当与时俱进地引入技术因素,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整体环境。     

法律制度中的科学因素——以“错斩崔宁”为例

在错斩崔宁案中，司法官员基本上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制度进行裁判的，所以，在认定案件事实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并不应当归责于司法官员。在正式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杜绝案件错误的情况下，引入并提升更多法律制度内的科学因素应当成为我们从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及其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出现多种结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出于减少其消极影响的考量,我们需要确定衡量这种多样性解释结果的标准.既有的主要标准包括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其他一些标准,但是,这些标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而可接受性标准能够整合以上各种标准的优点,应当成为解决法律解释多样性问题的现实选择.     

网络时代的民主动向

在有关恶意软件的诉讼案件中，举证责任上的困难催生了一种对软件的“恶评机制”。这种依靠网民投票决定软件性质的做法展现了当下网络民主的发展趋势。虽然网络民主无法完全取代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但却有着巨大的价值和影响。同时，网络民主也有信息鸿沟、技术权力等局限，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司法考试的价值及其限度——法律思维的视角

法律思维对法律职业群体有着重大意义,法律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思维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是我们应当重视的。从这个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司法考试制度的价值及其局限,具体可以从客观题和主观题两个层面展开。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给司法考试以及法学教育等方面以有益的结论。     

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中的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

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核心环节，但是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指导性案例的援引率较低，相关规定亟待改进。就参照适用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相似性的比较来说，现有规定中“基本案情”的表述过于宽泛，而相关研究成果使用的“实质事实”“关键事实”等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强调案例指导对判例制度的借鉴。作为相似性比较点，指导性案例中的“案件事实”更适合用“重要事实”来表述，其含义是体现创新规则的事实。这种界定更符合案例指导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的准确定位。作为相似性比较的基本方面，案件事实决定着法律适用，应当成为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时主要考察的对象。这一结论可以从司法运行的一般原理、判例法的历史经验、裁判文书的现状等方面得到支持。具体到案件事实相似性的确定方式而言，在程序方面主要存在着法官主动检索和庭审中回应诉求这两种程序性方式：前者需要以裁判要点和规范目的为指引，并结合裁判理由部分的论述；后者则需要更多地引入英美法系中普通法运行的经验总结。而确定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实体方式，则需要借助于法律适用方面的相似性进行对比和检验，特别是在考察体现创新规则的重要事实是否相似时，还需要结合方法论的因素。以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分析为开端，案例指导制度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继续完善。     

历史解释的重构——法律解释学的视角

历史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境遇。在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下,历史解释可以在法律解释学之内得以重构,具体表现在含义、论域、操作步骤、解释主体等问题上,其中解释主体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通过对历史解释的研究,可以发现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