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关系框架：城市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

自2000年全国社区建设运动以来，“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范式成为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先后大致形成了公民社会发育论、国家政权建设论、国家与社会互动论以及多中心合作治理论等不同论断。然而，我国城市先后几轮以国家与社会分权为目标的居民自治与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均告“失败”，该范式的适用性不断遭到质疑。因此，本研究提出城市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本土经验的“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范式与理论框架，以推进对我国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再认识。     

“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关系框架：城市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

自2000年全国社区建设运动以来，“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范式成为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先后大致形成了公民社会发育论、国家政权建设论、国家与社会互动论以及多中心合作治理论等不同论断。然而，我国城市先后几轮以国家与社会分权为目标的居民自治与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均告“失败”，该范式的适用性不断遭到质疑。因此，本研究提出城市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本土经验的“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范式与理论框架，以推进对我国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再认识。     

利益密集型乡村的富人治村逻辑——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

农业税费取消后,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事关农村基层组织如何建设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总结和提炼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催生的内生利益密集型地区富人治村的治理逻辑。D镇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弱关联与阶层分化、民主选举的合法渠道和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富人治村的治理机制在于精英俘获与体制吸纳社会、村庄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强政府-强社会-弱社会三层治理结构,富人治村改变了基层组织的性质。     

征拆背景下低保政策执行的逻辑——以豫中南市G乡的低保政策实践为例

征拆背景下，在乡村低保政策的执行中出现了未民主评议和民主公示、“终生保”、“死人保”以及在低保户和低保人之间摇摆等问题。从结构-制度上看，村庄内生的分类治理体系瓦解，村干部对低保政策的执行陷入了制度性乏力。征地拆迁为村庄带来巨额利益，赢利型经纪人竞相登上村庄政治舞台。通过“贿选民主”上台的村干部却采取寡头式治理，群众对低保信息不知晓，对村干部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成为制度摆设。基层政府面临征地拆迁的中心工作，需要借助村干部的力量，无力自上而下的监督。在中央政府介入后，地方政府为求自保，变相上收低保分配权，低保政策执行异化。     

政务微信群重塑政治沟通体系的机制研究

微信群内的信息沟通与传播具有打破时空边界限制、入群成员共同虚拟在场以及群聊信息具有及时、公开、共享性等新特征。在被广泛用于我国政府系统后,政务微信群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新媒介,实现了对我国政务系统的无缝隙覆盖,也已成为推动政务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常规性手段。相较于正式的文件、会议、电话等传统的政治传播媒介,政务微信群深刻地改变了政务办公的逻辑与机制,重塑了政府内部的政治沟通体系。具体表现为:重塑了上下级之间的部署与督导考核体系;建立了分散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联动治理体系;再造了横向同级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体系。     

分配式协商民主：国家有效介入与社区居民自治培育——以城市老旧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探索为例

单位制解体后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去政治化的困局,老旧社区内生公共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普遍形成了“居民闹大—政府兜底”的特殊主义供给模式,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为破解此困局,地方创新实践中培育出一种“社区自主—居民自治”的普遍主义供给模式,取得较好效果。两种模式的实质差异在于国家介入社会方式的转变,激活了社区政治以及行政与自治相衔接的双轨治理。在城市社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双重稀薄的场域中,“自治轨”得以有效运转的内在机理为,在国家有效介入的前提下构建分配式协商民主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