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略的凸现与整合

本文从大文化观角度描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现及文化战略的突出地位 ,指出狭隘的文化观严重阻碍文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 ,并论述了“三个代表”构筑的文化战略高地。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观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开辟,同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观的明确提出与系统创立内在相关。邓小平从发展价值观上看待一切发展问题,提出并首创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价值主题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发展价值主体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价值同源同构的发展价值客体论,"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发展价值评价论,分三步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价值目标论。     

当代风险观建构的几个理论问题

风险属价值范畴,风险观是价值观的表现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价值的双向度规定直接奠定当代风险观的理论基石。当代风险观不是保险观,最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是在人的活动中出现某一事件并将导致偏离预期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风险包含风险源、风险客体、风险主体、风险标准、风险评价、风险走向等六大要素。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属人性、价值性、客观性等基本特性。     

试论邓小平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观的内在统一

文章从一个新角度重新诠释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系统说明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邓小平理论的中心内容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属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价值手段问题。文中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客体地位,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以及人民群众的价值标准,并由此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价值,包括手段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从而勾勒出社会主义价值的基本逻辑构架。     

效率与公平的同向关系及其并重诉求

效率归属于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及其整体取向问题,公平归属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其整体取向问题。如此界定的、本真意义的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冲突。总体上是同向展开、和谐并存的。因为效率与公平之间界限分明、互不取代;同向变动、互不对冲；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在此意义上，效率与公平不应有轻重之分、先后之别，理当并举并重、同向推进。任何偏离“既求效率又求公平一的思想理论、价值取向、制度安排与发展方式都是错误、有害、不可取的。     

当代和谐观:效率与公平的集合

当代和谐观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是一种涵盖自然社会人生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属人世界的最重要的世界观,其基本问题可归结为效率即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问题和公平即人与人的利益关系问题。效率问题根源于资源的稀缺与需要的无限增长,公平问题则根源于社会的分化及其合作。社会分化及其活力促进效率,由分化带来的社会合作则构成公平的基本标志与现实形态。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性批判

本文针对“极端冲突论”的传统政治观 ,论述了政治的“公共权力”性质 ,用文明一元论与文化多元论相统一的价值观 ,分析了政治文明的人类性、世界性 ,以“公共论”、“代表论”、“法治论”简明地构筑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规范性、理想性逻辑框架     

现代思维模式:真假、好坏、对错

该文针对传统哲学及逻辑体系的缺失,明确提出真假、好坏、对错的严格区分问题,认为真假仅是认识性质问题,好坏则是价值问题,对错是行为规范问题,共同构成现代人思维面对的基本问题。真假、好坏、对错三大子系统有机统一,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现代思维模式。     

略论人类发展史的转折与发展观的转换

该文认为,工业化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非线性转向,由此提出了人类发展观的整体转换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这一转换的最重大成果,它以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为主题,包含革命和建设两个分主题及其转换。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的当代人类科学发展观,应在其理论基础石即基本的自然观、社会观和经济观上作出全面的正本清源。     

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建构向度

自近代开始的工业化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非线性转向,由此提出了人类发展观的整体转换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这一转换的最重要成果。当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作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应有自己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架构,并在基本的自然观、社会观、和谐观、代价观、人本观等方面作出全面的正本清源,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特别是当代发展观演变的积极成果,同时在研究范式上作出时代性的转换。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应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新的伟大觉醒为主题;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关系及其两大和谐取向为逻辑中轴线;以科学发展的三大世界观基础、四大价值观建构、三大方法论创新为范式结构,形成"一主题三层次"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