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危机公关

“9.11”事件标志着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危机对于政府的形象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的审视,对政府自身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政府形象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政府危机公关应运而生。危机事件的特点和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危机公关的特征。政府危机公关是建立在法律、技术、管理和社会4个支持平台上,在危机的预备期、冲击期、恢复期3个阶段从信息、行为、心理3个方面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中的政府作用

随着货币分房政策和市场化物业管理模式的深入推进，我国城市社区中的物业纠纷问题也日益凸现，在物业纠纷中业主的合法权益往往会遭到不同程度的侵犯，为了维权，许多业主掀起了“维权运动”。然而，业主的维权却遭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维权活动显得举步维艰。物业纠纷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业主维权为什么举步维艰？政府在解决物业纠纷问题和业主维权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我国“住房阶级”维权研究:2001-2010——一个关于业主维权的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住房阶级"的维权日益发展为一种运动,进而兴起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论文以近10年来国内关于住房阶级维权的研究文献为依据,总结了已有研究的基本情况、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运用的分析策略和理论工具,并重点归纳了已有研究讨论的基本议题及其主要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为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     

西方国家选民问责政府的路径分析

政府问责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的选民通过直接路径、间接路径和复合路径三种类型的方式来向政府问责。这三种类型的问责路径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活动和选举制度密切相关，选举对政府问责有着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选举与政府问责的关系对我国的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府问责制度的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视角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进行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与正义分配的社会。公共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酌作用表现在通过各种机制来推动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与正义分配上,公共政策的这些机制要充分发挥这种作用还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     

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两种社区自治机制的比较——基于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的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通过对二者的动机、组织、制度、知识这四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当前的居民自治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导致了其功能的弱化,而业主自治则为社区自治注入了新的动力。社区自治的发展要同时发挥这两种自治机制的作用,要在规范和完善居民自治的运行机制、积极创造业主自治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制建设的同时,倡导并建立二者之间的合作机制。     

“嵌入型”富裕地区政策创新:空间限制与行动策略——以神木“免费医疗”政策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为探讨经济水平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关系,对神木县"免费医疗"政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虽然传统文献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能力会影响其政策创新,但研究发现,在中国模式的府际关系下,不仅一个地区自身的经济水平,而且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地区所在区域的整体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其政策创新。虽然富裕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更具有政策创新的可能性,但"嵌入型"富裕地区相对于一般富裕地区而言,在政策创新上却会受到更多的空间限制。同时,面对更为严格的空间限制,"嵌入型"富裕地区的政策创新主体依然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来争取政策创新的成功,但这些行动策略的风险很高,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创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绩动机而具有某种道德情怀。这些研究发现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为何远远少于东部地区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框架。由于是单案例研究,因而这些结论的可靠性还需要更多的案例作进一步的验证。     

工具替代、利益阻滞与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

户籍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在户籍政策之上"粘附"着众多重要领域的社会政策,因而剥离这些"粘附"的政策就成为户籍改革的关键。尽管户籍改革举步维艰,但经历30余年的探索,一些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的"粘附"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剥离。基于政策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启发,提出"工具替代"和"利益阻滞"两个影响政策"粘附"剥离的关键变量。不同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粘附"的剥离因其"工具替代"水平的差异和"利益阻滞"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完全剥离、基本剥离、部分剥离、有限剥离等不同效果以及"区域剥离"的特殊情形。在后续的户籍政策及其"粘附"政策的改革中,鉴于"工具替代"空间提升的有限性,减小"利益阻滞"就成为努力的基本方向。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现象还显示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转型时期,要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     

公共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的遵从收益与成本视角——以一项农村公共产品政策在三个村的执行为例

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环节,其成员对公共政策遵从与否的行动策略直接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执行成败。一项农村公共产品政策在三个村的执行过程和结果表明,目标群体成员遵从与否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其对公共政策遵从收益和遵从成本的权衡。随着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目标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逐渐扩大,不同目标群体成员在同一项公共政策中的遵从收益和遵从成本情况也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这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挑战。要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水平,就需要提高公共政策对不同目标群体成员利益的整合和协调功能,增加目标群体成员的遵从收益,减少其遵从成本,并努力实行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