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职业拒证特权的风险和界限——以刑诉法再修改专家意见稿为蓝本

广义上的律师职业拒证特权是律师在诉讼业务和非讼业务中所知悉的公司、个人和非法人团体的秘密拒绝向国家、社会和第三人泄露,狭义上的律师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从当事人口述或书面交流中获知的与正在侦查或追诉的案件有关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信息或信息线索,拒绝向司法机关报告或作证。律师拒证特权使律师处于二难风险:可能受到国家的职业否定,亦可能遭受当事人利益反悔的贬损。律师必须正确、恰当理解职业拒证特权的界限,即不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不威胁、诱骗证人作伪证,消极履行真实义务,根据证据,不做违背事实真相的辩护。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分析——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视角

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假冒专利罪的刑事自诉程序解析

专利权人提起刑事自诉面临着立案难、取证难、举证难、证明案件事实难等困境,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假冒专利犯罪人,使得刑法第216条形同虚设。本文认为,废除假冒专利罪的刑事自诉程序,建立单轨制的刑事公诉程序,有利于保护专利制度和专利权人的权利,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恢复性司法及其本土制度化危机

凭借伦理和宗教规范作为肯统刑事解纷方式的恢复性司法属于非国家正式刑事司法机制。从类型学上分析，可以把恢复性司法划分为不同的模式和类型。概括地看，恢复性司法存在于当代社会的法理基础是政治多元合法化和刑事司法制度民主化。从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看，我们缺乏借鉴和实施恢复性司法本土制度化的资源。     

论警察鉴定人非竞合性诉讼地位

在刑事诉讼中,警察鉴定人与警察证人具有不同的诉讼地位,警察鉴定人不可兼具双重诉讼地位。警察证人就有关案件部分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向法庭作出证词,证明警务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警察鉴定人从事科学实证活动,具有独立和超然的科学认知、中立于诉讼价值判断的地位。警察鉴定人出庭的目的就是自信地显明鉴定资格身份,表明鉴定人个人人格公正性的极可信赖,详细论证鉴定结论的前导原因并作出解释。     

死刑案件第三审程序的几个基本要素

死刑案件第三审程序是权利型审判程序,其基本要素也要相应地做出符合权利型运作的规律要求。中、高级法院的法官参与三审合议庭审判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排斥了非专业人员参与案件的审判,提起第三审程序的主体应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和检察机关。合议庭审理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不必局限于事实审或法律审,应坚持诉审一致原则,充分体现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现实救济。     

论党纪与法律的关系及其协调

正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时,始终高度重视并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同时对反腐倡廉进行缜密的理论思考,逐步凝练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反腐倡廉思想。这一思想既充分汲取了前人治国理政、建党治党的丰富思想,更来源于其本人孜孜不倦地学习实践与毫不懈怠地总结思考,有一个随着实践和     

回应型司法与刑事契约

回应型司法的权力和权利关系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刑事契约的生成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对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回应为其提供了社会民间化解纷的民众动力。我国移植刑事契约缺乏传统法文化的的历史支持,现存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共存的多种社会秩序也不能为刑事契约所适宜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奠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础,因此刑事契约的本土化借鉴应该谨慎。     

构建刑事简易化审判程序的辩护权基础

古代弹劾式程序属于权利单向度的审判程序,封建纠问制程序属于权力单向度审判程序,皆具有非理性的任意性和随机性,或反理性的暴力性和独裁性,没有现代简易化审判的制度需求。现代刑事审判程序既是社会法权的要求,也是国家权力自我合法性证明的制度需求。既继承国家追惩犯罪的权力职能,又赋予涉讼公民权利的宪法性保障功能,在个人权利优先的条件下,把秩序语境下的自由主义竞争理念运用于刑事审判程序,提倡公民与公民、公民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实践形态解析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证明模式、采证、认证规则和法官个体潜在的自由心证的表达等形式,甚至等同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践表明,正确地运用印证模式证明案件事实,应该变革现行的证据采证、认证的判决书说明理由方式,变革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同时严格掌握证明模式与证明标准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