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底线失落的历史文化原因分析

近年来,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道德失落的氛围,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屡见不鲜,人们对道德的追求渐微,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偏离。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整个社会范围内都出现道德底线失落的现象？本文就以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道德底线失落的原因,挖掘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     

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分权学说评析——兼论对完善我国预算监督体制的借鉴

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分权学说都主张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宪政分权学说主张从机构、职能、人员三方面分离制约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财政预算过程也是一个公共决策过程,规范的制度约束和制度监督是公共财政赖以存在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预算监督体制和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借鉴以上两理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从缺失到回归: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贤文化变迁与制度考察 ——以浙东Y市为例

乡贤文化根植于乡村,服务于乡村,成长于乡村,是乡村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抓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乡贤文化及其相关制度变迁的历时性考察,探究其"从缺失到回归"的内在变迁逻辑,从中解读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定位、执政思路。从基层的微观视角入手,以Y市为例,对乡贤文化的弘扬以及乡贤文化的回归做出有益的探索与思考,从过去回顾中总结提炼、在当下叙事中考察分析,并对未来建设进行展望并给予建议。     

道德底线失落的历史文化原因分析

在当代中国,物质财富在高歌猛进,但社会道德底线却一再失落:社会道德底线频频被突破,已经构成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严峻挑战。那么究竟道德底线频频被突破的原因何在?我们以为,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多重建构：新乡贤身份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新乡贤”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进入历史舞台，必然面临新的身份建构。借助身份理论，将新乡贤身份建构置于“国家—社会—自我”的分析框架中，并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探究新乡贤身份建构背后的结构性表征。乡贤身份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历程，也揭示了新乡贤身份“国家—社会—自我”的多元建构路径。新乡贤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和合法性重塑、社会层面的规范培育和价值引导、自我层面的认知修复和情感投注等方式进行身份建构，其身份结构、功能结构、权威结构随之发生了变迁，新乡贤群体对这一身份也呈现出接纳性认同、消极性认同、谋利性认同等认同方式。新乡贤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在新乡贤身份合法性建构的同时，也加强其有效性建构，从而让新乡贤发挥出更大效能。     

村级民主监督机制的有序化研究——基于浙江省若干典型样本的分析

村级民主监督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重要保障,也是基层民主的新的增长点。如今各地的村级民主监督实践非常普遍和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制度与实践的偏离。破解的关键在于要培育各方监督力量,在确保其独立性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打造一个多元耦合的立体化村务监督体系,使其功能实现"1+1>2"的效果。     

浙江乡村社会60年的发展逻辑

浙江乡村社会60年的发展历程是“浙江现象”丰富而鲜活的写照。通过历史性地梳理和分析,我们总结出了其独特而又鲜明的发展逻辑,即发展主体的人民性、发展动力的内源性、发展方式的均衡性和发展路径的创新性。对浙江乡村社会发展逻辑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解答“浙江乡村社会变迁何以可能”的历史问题;还有利于进一步探寻“浙江乡村社会如何走向”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