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与习俗:契约论的挑战--大卫·休谟政治哲学析论

大卫·休谟是继洛克后英国影响较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继承了洛克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路向,但在政治哲学领域,并没有沿着洛克的方向往前走,而是对包括洛克在内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传统及其信奉者提出了质疑。他一反理性法则规范政治现象的传统立场,主张立足于情感、利益需要和经验习俗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这对后来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休谟政治哲学的出现,形成了对社会契约理论传统的全面挑战,预示着古典自然法学说的衰落     

反思古典民主的局限性——以古雅典的城邦民主为分析对象

城邦民主是古典民主的制度形态,而古雅典政制是城邦民主制的典型。以古雅典为例,古典民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否定个人独立和自由,把个人手段化为实现城邦理念的工具;缺乏政治责任,不能自觉反思和矫正制度和政策的缺陷;充满党派争斗,必然导致多数专政。     

对关键节点下缅甸军方政治选择动因的分析

在当代缅甸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军方的政治选择往往是决定缅甸今后政治发展走向的关键。不理解军方在关键节点下做出政治选择的原因就无法理解缅甸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对缅甸独立以来七次关键节点军方政治选择的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决定军方政治选择的关键变量是军人核心利益与文官力量。影响军方政治选择的行动逻辑有两个,首先军队要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其次军队要考虑文官力量的强弱,文官力量影响着军方政治行为的方式与规模。即便近年来缅甸民主化进程加速,军人核心利益与文官力量的分析框架仍然适用于对缅甸军人政治行为和缅甸政治发展的分析。     

重视行政过程中协商的功能

当前,基层政府部门在一些典型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中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笔者认为,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因素是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缺乏灵活有效的协商机制来吸纳民意、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使初期的民意逐渐积压成民怨,甚至转化为民怒,使事态逐渐失去控制并趋于严重.     

自然、自然法与契约论思维

古希腊思想家立足于整体和谐的自然主义哲学关照下的合法性思考是不完整的,它散落在思想家对于优良城邦的分析之中。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斯多葛主义转换了城邦时期思想家的论证基础,他们把政治合法性论证奠基于自然法———一种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的基础上,而不再从自然的意义上提供阐释。近代的合法性理论是突破中世纪神授王权论中产生的,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同意的基础上的合法性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权利理论。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一种重要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其主要体现为: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协商民主有利于整合政治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协商民主有利于形成科学与民主的公共决策。     

论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相关性

知识问题涉及的是知识的来源及其确证的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政治权力之所以与知识紧密相关,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权力具有与知识类似的某些特性;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关系不仅建立在一种可疑的知识论基础之上,而且还须以究竟何为权力以及权力如何介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等有争议的解释为前提;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很早就被柏拉图等思想家们所关注,它涉及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控制的限度与范围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主题;对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将有力地促进新兴学科——知识政治学的发展。     

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价值反思

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审视和建构政治社会的前提。人们订立契约,放弃“自然人”过渡为“公民”,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确立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委托,并受到契约宗旨的约束;公民的政治义务也是因自愿的契约而成为必然。这种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与自然法观念密不可分。契约论政治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主权国家、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其缺点是无法协调好社会正义原则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用工具理性的计算遮蔽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道德情感价值。     

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

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代议制民主形成了较大冲击，是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代表性断裂是政治代表体制与民众之间出现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体现了公共政策与民众诉求的一致程度，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即为代表性断裂的结果。民众分化导致民意整合难度加大，代表日益服从国家的逻辑引起代表自主性增强，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导致代议民主运行机制异化以及精英集团利益关系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代表性的断裂。这不仅会瓦解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使民主政治沦为精英政治，而且会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弥合代表性断裂，既应重视民意，尊重民意，注重对民意的回应；也应避免落入民意政治的窠臼。各国应追求民主政治而非民意政治；应在重视民意的基础上以理性制衡民主，而不是对所谓民意亦步亦趋。     

窄播时代的政治传播:中国传统媒体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北大核心

信息通信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造成了冲击。现有研究较少对传统媒体应对这一挑战的理论逻辑与政治意义做出统一的阐释。论文从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职能及其现实困境出发,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分析。本质上,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挑战是当前传播模式“窄播化”与传统媒体政治传播“大众化”要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媒体采取加强其在互联网平台布局的“多平台策略”,以及同时扮演宣传媒体与商业化内容生产者的“双重身份策略”,以应对上述冲击与挑战。通过运用这两种策略,传统媒体扩展了其受众接触的广度,加大了其受众影响的深度,有效促进了政治传播的“再大众化”。两种策略的成功运用,有助于传统媒体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并有效履行其政治传播职能。此外,对传统媒体转型的政治逻辑与积极意义的分析,也有利于丰富和拓展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论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