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倾销申诉者行为的效果研析

美国反倾销申诉者一般有两种主体:企业、工会或行会。对于提起反倾销申诉的弱势产业而言,作为个体身份的企业申诉者尽管很积极,但是最终获得肯定裁定的可能性低于作为集体身份的工会或行会申诉者。这充分证明了集体身份在美国游说政治中更具有生存能力。此外,行业规模也影响反倾销申诉结果。申诉者一般会通过单独申诉和联合申诉两种形式进行申诉。相较单独申诉而言,行业规模较大的联合申诉者更容易获得肯定裁定。这一结论对于中国应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试析2007年以来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2007年以来,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不断深入,美国非政府组织逐步扩大在香港的社会基础.美国介入香港事务主要瞄准2012年之后的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此外,香港社会的“二元认同”和香港政治生态的“二元结构”也为美国提供了利用之机.美国的行为不仅对中国在香港的权益带来危害,也不利于香港政治派别弥合分歧.     

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与趋势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从香港的政制发展、人权状况和高度自治三个层面介入"一国两制"的实施,通过颁布文件、外交施压、公开声明、利用媒体制造影响、支持香港"反对派"和资助非政府组织多种形式介入香港事务。未来,美国可能会相对减少对香港事务的官方介入,更加重视利用香港本地反对派和涉港非政府组织。就具体议题而言,2012年和2016年将是美国介入香港政制的关键时期,美将重点支持香港"反对派"准备参与选举;美国介入香港人权的议题将是废除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美国可能重新立法以评估香港在美港关系中的特殊性以及香港的自治程度。     

试析美国国会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控制权

根据美国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主要有三种权力渠道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即预算权、人事任命权与立法权。预算权与立法权可以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裁定,而人事任命权可以影响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们的任命。通过分析发现:国会的预算权没有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产生影响;国会的人事任命权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影响有限;国会的立法权则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构成主要影响。这也充分证明国会控制理论在运用中的局限性,即在面对非政治性的、半独立和专业性的机构时,其解释力具有局限性。     

国家理性、跨机构政治、社会力量与对象特征——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原因分析

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全面取代英国,深入介入香港事务。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既有维护美国在香港政治经济利益的理性考虑,也有美国国会的强力推动。同时,美国国内涉港活动的各种社会力量在美国介入香港的行动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作为美国的介入对象,香港自身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二元特征和港人身份与政治的二元认同特征也使美国尽力渗入香港内部扶持香港反对派。以上四种视角比较全面地探悉了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多重因素。     

观察文明冲突的另一种视角——《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评析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引起广泛关注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会沿着文明的界限进行重组.     

港人“二元”认同的地缘政治阐释

香港社会在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均体现出"二元特征"。在身份认同层面,港人表现出"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分;在政治层面,港人多年来在"渐进式民主"与"急速发展民主"之间争论,并在"一国"与"两制"之间纠结。上述认同特征体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对香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由于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对香港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和美式政治认同培育,不可避免地为今天香港政治发展带来争议。     

大数据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挑战以及出路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球治理重视针对具体治理议题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的这一新思维,是对传统理论视野的继承与超越。如果说冷战期间产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是全球治理1.0版,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民主治理理论是全球治理2.0版,那么辅之以大数据技术的全球治理便是全球治理3.0版。它为全球治理带来了三大转变:由事后治理向事先预警转变;由粗放式治理向精准化治理转变;由千篇一律式治理向量身定制式治理转变。尽管这种治理思维十分先进,但仍存在以下不足:数据安全面临风险;数据的跨国开放面临挑战;信息鸿沟势必在技术强国与技术弱国之间出现。未来国际社会需努力应对上述不足,以推动全球治理的日益完善。     

低姿态介入: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的美国态度研究

1982年到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期间美国持什么态度？史料显示,美国一方面尽量保持低姿态,避免给外界造成介入谈判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己在香港的利益存在,又很关注谈判的前景,希望谈判的结果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整个中英谈判过程中,美国实际上保持了低姿态介入的态度.     

结构、关系与影响:美国网络霸权的基础

权力结构、权力国际战略与权力运用是观察美国网络霸权的三个视角。在权力结构上,虽然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基础层与逻辑层稍有衰退,但在网络空间内容层,美国仍然主导着权力结构,足以支撑其霸权地位。在权力国际战略上,美国在网络空间成功建构了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价值观同盟关系,用以推动美国网权的扩散,为网络霸权的分担寻找国际支持,最终形成"扩散性网络霸权"。在权力运用上,美国通过强制、威慑、防范、建构等方式对别国产生影响,也通过吸引手段对国外公众产生影响。美国在虚拟世界建构的全球网络霸权不仅与美国在现实世界的霸权起到互补作用,也可能会对其霸主地位的日趋衰微起到延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