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群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关系考察

关于中国国民群体意识是“内聚”还是“内耗”,中华民族凝聚力强还是弱,这是一个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通过群体交互行为的交叉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强,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一个基本结论,但其作为社会整合的条件是脆弱的,它依靠的是外在的压力和内部绝对权威的刚性统治,只要外在压力一解除,绝对权威一辞世,动乱就有可能到来,权威和动乱构成平衡社会发展的两个砝码。     

论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及其与“五德终始说”之关系

“五德终始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流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可是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少有探讨.所谓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实际属于中国古老的“德”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传统萌芽于“五帝”时代,完善于西周,发展出“以德配天”的政治文化理论,再到春秋时期,又被总结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文化常识,而到战国重建政治秩序的帝制再造时期,阴阳学派邹衍将这一价值观念植入“五行”学说之中,从而推导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五德”循环理论.     

从历史上三次文化交流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至少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周蛮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流,融合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结果是汉代新儒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呈现出新的活力;第二次开始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其结果是宋明理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再一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第三次开始于清代后期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东传,融合还未结束,争论还没有结果,但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观念文化层面.因此,要想成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应该将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嫁接到中华传统的观念文化之上,构筑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体系.     

从"五行"学说到邹衍"五德终始"理论的中间环节

从"五行"学说到"五德终始"理论,之间扮演着重要中间角色的不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应该是春秋末年的史墨和大哲学家老子.史墨将五行相胜学说与中国传统开放的王权更迭理论进行嫁接,为邹衍"五德终始"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五德终始说"之"德"既有对"五行"含义,即物质的本性、天性之含义的继承,又生发出君主后天修养之道德新义,这是吸收了老子<道德经>思想营养之后的结果.     

秦皇朝覆亡新论--兼谈文化交流的一些理论问题

秦皇朝的迅速覆亡,是因为秦统治者将秦国西戎范围内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搬硬套地移植到中原,拒绝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造,从而遭到中原文化的全面阻抗.秦皇朝的覆亡说明了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普遍规律:一种边缘文化要想成为主流文化,必须具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必须勇敢地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二是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绝地天通”与巫史分职

重、黎“绝地天通”并不是民政与宗教职务的分开，而是远古神职人员的一种内部职责分工，而后又发展为巫、史的职能分工。而这种分工又与早期巫师的人神交流方式有关，初期巫师的人神交流主要通过神灵附体来实现，因此，黎的职责更多地是对巫的神秘语言的解读。但随着文字的诞生以及巫的人神交流更多地通过占卜来完成，黎的职能由此转化为史官的职能。殷商时期一个完整的卜辞体现了巫、史职能的完美结合。但由于周革殷命，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路线转向了道德的方向，阻塞和中断了原始宗教向成熟宗教的演进。这一转向导致了巫、史职能的最终分离。     

科举制再评价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创行的一种相当成熟的人才选拔制度入技术角度看具有很高的合理性，并为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借鉴。但是，这一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在实质上却很不合理，它成为专制皇权笼络士人、控制社会、加强集权的工具，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毫无助益可言。从思想渊源上说，科举制更多地依赖于法家传统而不是儒家传统，而且理学思想与科举制度的紧密结合，也提高了法家思想的实际影响力。     

儒家理想政治与西汉政权

所谓儒家的理想政治,就是原始儒家设计的一种政治方案。它主要包括对君主的选择、君臣关系、对人民的态度、政治体制及救补政治弊端的措施等方面。西汉政权之所以能建立起稳定统治,其实正是采纳儒家理想政治的结果。至于汉初的“黄老政治”,只是一种过渡形式,而且也是在吸收了大量的儒学内容的基础上才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