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碎走向整合——整体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整体政府”已经成为当代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新理念和国外行政管理研究的热门与前沿领域。目前，国内对整体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整体政府”已经引起了我国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为了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入，文章对国内“整体政府”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综述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整体政府基本理论、国外整体政府改革实践以及我国整体政府相关实践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整体政存研究的现献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途径。     

试论政府绩效管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构建

从现代公共管理的角度，在政府绩效管理这一新型科学管理模式运行的全过程中，实行有效的组织参与和公民参与，对于提升绩效管理效能有重要价值。从绩效计划阶段的高效互动到绩效实施阶段的自主执行再到绩效评估阶段的开放式参与，绩效管理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只有构建起绩效管理中高度的公民参与机制，才能提高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建立高效能的政府组织。     

整体政府改革：日本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桥本内阁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即致力于重构一个整合的、协调的、行动一致的政府,这与西方国家倡导的“整体政府”理念不谋而合。本文阐述了日本整体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结构性协同机制安排与程序性的协同机制,并对日本的整体政府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简要阐述,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构建中国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几点启示。     

法治视野下的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跨部门协同从本质上来说是高度依赖纵向权威的"人治"协同,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法治化要素缺失。当前,我国依靠领导权威协同的模式不仅面临着公平公正缺失、协同不稳定等风险,而且从长期来看制约着我国的协同机制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探索中国政府的跨部门协同法治化路径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部门职责权限,以精细化的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建立整体性的法律制度协调机制。     

整体政府下的政策协同: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

本文以整体政府背景下的政策协同为主题,重点讨论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第一部分讨论政策协同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分别围绕宏观战略层面和中观决策层面,讨论发达国家政策协同的主要机制。     

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动力及困境探析——以“成本—收益”为视角

随着公共事务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政府跨部门协同的重要性被人们反复提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促成协同的关键变量上,"利益"是最为核心的关键要素。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跨部门协同的收益包括获取资源,促进公共价值的实现等多个方面,所涉及的成本包括决策成本、交易成本和政治成本等。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跨部门协同困境在于协同动力主要来自于上级权威,协同持续性和效果难以得到保障。突破当前协同困境的关键在于促进我国协同模式从等级式纵向协同模式向平等协商的横向协同模式转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将部门协同主体看作是一个"理性经济人",尽可能地降低协同成本,同时提升人们对协同收益的预期。具体做法包括降低协调和交易成本、降低跨部门协同关系持续过程中的信息成本,改革政府的晋升与激励机制等。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改革途径探析

科学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元素,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科学的理据支撑。但时至今日,科学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使用却未如理想。作为政策制度的基石,如何确保公共政策科学化是世界各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一个核心议题。中国的公共决策体系与西方国家决策制度有明显不同,整个决策过程体现了高度的"内输入"性。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面临着易被个人和官僚组织影响、民众政策参与度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加强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     

新时期香港行政体系的特征及面临的挑战

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采取行政主导的行政体制.该体制拥有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和特有的行政架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体系基本沿袭了港英时期的行政架构,具有决策与执行职能相对分离、与社会组织高度融合、高度法治化和专业化的合理性及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港人民主意识的觉醒和香港社会内部状况、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香港特别行政区现有行政体系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处理宏观政治政策议题的能力下降、政府内部行政协调能力日渐式微、公众咨询与沟通模式受到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趋势的应时之举，核心是加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引领，重塑党和社会的关系。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将解决以往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的一系列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通过职责集中和机构整合，将体制内外的力量统合在党的引领下，形成系统、科学的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我国社会工作水平，推动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