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富民”崛起与国家因灾蠲免赋役对象的转变

在唐代前期,由于社会贫富分化不明显,户等之高低亦不能反映民众财产的实际情况,国家因灾蠲免赋役以普遍减放为主。而自唐中叶以后直至宋代,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日渐加剧与富民阶层的崛起,国家在灾荒之时减免赋役的对象逐渐转变为以贫民下户为主。     

也谈宋代富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学术界相关批评与质疑的回应

富民学说绕开“地主—农民”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主要运用社会分层分析法,展开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史研究,即通过将基本原理方法论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唐宋富民不再像汉唐豪民那样拥有超经济强制力,是社会富与贵分离趋势的集中体现者,而确定其“社会的中间层”的主要依据,是他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连接作用。因此,富民概念与传统地主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有自身确切的内涵与外延。富民研究从契约租佃制确立并超越“只有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传统理论,来分别理解新型贫富依存关系和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等问题。判断社会中坚力量并不能仅限于“谁养活谁”的泛泛之论,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富民与专制皇权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博弈关系,而不是后者支配前者的单向关系。     

明清乡村士绅之“懿行”研究——以湖南邵阳为中心

明清邵阳士绅以"信义"精神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如对贫困人群在灾荒时捐资相救,平常时亦予以周济;或因德高望重,主持府县学修建事务,或以家资雄厚,捐赀建学宫和助学子,推动了本地文教事业的发展;还兴修水利设施,建造道路桥梁,不屈权贵替人申冤,调解邻里纠纷,不取不义之财,出赀减少乡邻差役,襄助官府承担征取公务等,展现了他们在新时期的乡土情怀。     

论明清士绅研究的演进脉络——兼谈从“富民”观察“士绅”的重要意义

近80年以来的明清士绅研究，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官僚制、土地占有形态及相应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国家统治论、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支配论；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基层社会、地方民众相结合，形成双轨政治论、真空填补论和家乡情结论；或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观察士绅阶层的兴起、持续与衰落过程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将士绅等精英群体与特定“场”或“场域”相结合，形成地域社会论和地方策略等场域精英论。这些研究呈现出从国家、社会到地域，从身份论转向功能论，以及从政策决定到资源策略等研究视角、研究取向、研究逻辑的变化。而从“富民”观察“士绅”,有利于从宋元明清的整体性、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来揭示明清士绅的社会属性，避免以往研究对于地域性、身份性和策略性等因素的过分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