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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周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召公则被忽视。其实,召公对我国思想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是可与周公媲美的。这表现在召公:就如何对待"天"及发展西周王朝,提出了"天不可信",振兴西周王朝这决定于我——"时我",推进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历史进程;提出了处在共同体中的"休(美好)"、"恤(忧患)"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防止"休"向"恤"转化,此实为和谐哲学的雏形;提出了"弥性"的性善说和"节性"的性恶说,开启了我国人性论的先导;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新思想;提出了要以夏、殷"不敬德"而亡国为鉴。其"不敬德"的内涵集中到一点就是"贪婪腐败"。故以夏、殷为鉴,就是要以其"贪婪腐败"而亡国的教训为鉴,从而揭示了一个国家政治清廉则兴,贪婪腐败则亡的历史规律;召公为政清廉,为民不扰民,以利民便民为务,这既是"敬德保民"思想的身体力行,又是其平民化思想的标志。总之,召公对上述六个方面的论述的深刻性超越了周公,对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应充分肯定其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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