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新机制及其“双层”建构——以城市化为背景

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期,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将面临更大风险.历经演化,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政治机制、商业机制、法律机制、专家机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所组成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新机制.就该新机制的整体结构设计而言,在每一单项“子机制”内部,应处理好其内在的“平衡”问题；同时,在各项“子机制”之间,应结成必要的“制约”关系,以期形成一个双层架构的、凸显“底层平衡与上层制约”的完整制度系统.     

中国NGO发展的独特历史背景分析

美国学者赛拉蒙提出 ,过去 2 0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 ,其主要标志是在世界各国涌现出一大批民间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 ,其对 2 0世纪晚期的意义 ,也许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 1 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这股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了转型时期的中国。但更重要的是 ,自 1 978年实行改革以来 ,整个社会已经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从而为中国NGO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据统计 ,到 1 998年底 ,中国的NGO大约已有 87万个。本文从对西方国家的NGO发展的简单分析入手 ,以对比的视角揭示出当代中国NGO…     

城市拆迁的利益博弈与规制思路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拆迁实质上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博弈＂;从博弈的结果看,有相当一部分被拆迁人的私人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而假借公共利益之名的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却得以不同程度的增加。城市拆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及社会冲突,亟待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鉴于政府利益异化、政府角色冲突是引发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以约束政府不当行为为中心的规制思路,即应充分运用政治及法律手段,对城市拆迁中各级政府滥用公共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     

论参与式电子政务建设与公民“四权”保障

公民的"四权"保障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但问题的关键实在于通过如何的制度安排使之落到实处。相较于"信访"等既有制度而言,参与式电子政务可谓是一条"新途径",因其使公民的知情更为便捷、参与更为普遍、表达更为真实、监督更易回应。但另一方面,若从切实保障公民"四权"的高度进行审视,可发现其尚存诸多不足、亟待进一步的"国民共建"。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分析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网络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各种活动.由于网络技术的"双刃剑"本性,使得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体现出复杂的"两重性":既平等、又不平等;既体现理性、又体现非理性;既是低成本的、又是高成本的;既可带来双赢、又可引发一定危险.由此出发,我国应该稳健、而又积极地推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     

私法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独特功能

针对如何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所涉法治,既有研究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公法展开,故存在不足,亟待考察私法能否发挥某些独特功能。鉴于公法在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村民与私法的现实联系更为密切,尤其是考虑到私法严格奉行“私法自治”根本原则,由该原则所引申的“私法自治”“合法私利”以及“德法融合”等重要法治意识,不但有益于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而且将极大促进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对相通的、根本性的村民法治意识的良好培养。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控型维权

如何客观评价近年来由新生代农民工所发起的自控型维权,不但对于该群体,而且对于官方、资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自控型维权得以形成的消极原因是农民工很难通过诉讼、信访等既有途径实现维权,其积极条件是新生代农民工崛起、中国社会信息化以及官方有限容忍等。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维权,自控型维权属于一种更新后的私力救济途径,凭借对维权信息和组织手段,以及维权目标的更强控制,新生代农民工取得了更大成功。然而,因自控型维权存在固有的偶然性、自我否定性等局限性,致使其很难被解释为一种维权新趋势。客观来看,自控型维权的实践意义具有双重性:就重新理解问题而言是成功的,因其使该群体的真实声音完成公共表达,打破了既有主流话语的垄断;就解决问题而言则远远不够,为突破自控型维权的局限性,应寻求一种全新的制度化解决方案,并应将批判既有制度与提炼"制度原型"作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