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法律解释合法性的逻辑结构

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不同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化问题,而不是正义论问题。法律解释的合法性结构应当是由形式理性的法律推理、“价值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交往理性的社会认同构成的完善的法律——社会过程。     

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     

论文义解释方法的细分释法功能

以日常语言为载体的现代法律,往往存在因法律语词的歧义、模糊、评价性、翻译问题以及意义变迁等因素导致法律意义的不确定,这给司法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和判决结论的正当性构成严重障碍。文义解释恰恰因为具有释明法律意义、澄清和弥补法律语义缺陷的细分功能而被视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优位性解释方法。只有经由法官解释和表述的法律规范是清晰的并且是契合了公民期待可能性的,一个国家的现实法律秩序才真正具备规范性根基,文义解释之于现代法治国家因而具有构成性意义。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北大核心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主权、立法与早期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在缺陷

早期法律实证主义突出法律作为主权者意志的表达。透过对边沁的分析,我们发现,边沁的主权理论与立法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可以追溯到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以及现实指向,它深刻表明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在分析社会现象和解释法律事实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无论是奥斯丁还是边沁的理论都难以完全容纳授权性法律,主权者意志也难以符合现实,并且习惯性服从也不能赋予法律以规范性。     

因时而异的法家研究盛衰嬗变——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法家研究的检视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家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是由法学研究的实践指向性决定的。受改革重点转换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家研究相应地表现出阶段差异性,总体上呈现出因与改革重点问题关联的密切程度而盛衰起落的规律性。"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则使法家研究无论在热度还是境界上都提升至一个新高度。需要反思的是,当下的法家研究,应以学术理性化作为自身追求,在回应实践需要的同时以学术真理为本位,这样才有可能无愧于时代。     

真实性、解构及其法治——析查尔斯·泰勒的社群主义法治观

透过泰勒对"现代性"三个隐忧的建设性阐释及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批判,我们看到的是泰勒对现代性的首要理想某种程度的维护,但并非对三个"隐忧"简单否定或肯定;他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切中肯綮的批判,是一种对解构的"解构".这些表明了泰勒对现代性的建设性重构与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明显不同,但却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俨然一家.     

司法现代化视野中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独创的司法工作模式,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司法工作的"政法传统";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时代,它成为党贯彻政治主张、改造社会和凝聚民众的组织手段和政治利器,对于党完成民族救亡的时代担当意义重大.在当下建设现代化、法治及和谐社会的语境中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正在于其内在精神切中了司法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中国现代化与司法体制的建构因此毋宁是行走在"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创立的优秀司法传统的延长线上.     

批判的“反讽”与“反讽”的批判——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我们身处自主建设法制和法学知识体系的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反思性的文本来观照自身,它不仅要提供有助于认识我们时代的总体性框架,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出我们应当思考的时代问题,在使我们清醒把握自身限度的同时,开放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可能性。邓正来先生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文本”。在经过了两轮的批判之后再次阅读此文,笔者遽然领悟到了艾柯所谓“每一阅读行为都是读者的能力与某一给定文本为了能够得到简洁‘经济’的解读,人们假定它所具有的那种能力之间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1]这一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