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朱子哲学研究述评——以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钱穆为中心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全面阐述从冯友兰到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的朱子哲学,着重分析他们的研究对于前人的创新以及他们之间各种重要学术观点的差异、冲突以及逻辑演变过程,特别强调冯友兰对于现代朱子哲学研究的开创之功以及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的创新之处和相互冲突,动态地展示现代朱子哲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他们的各种学术观点作出深入分析,阐述新观点,力求有所突破。     

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张载的"民胞物与"包含了保护自然的思想。二程将它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后来的朱熹则吸取"理一分殊"概念,对"民胞物与"作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张载的"民胞物与",既讲人与物皆为同辈,又讲物与人各有差异,所以,对于自然物,不仅应当予以保护,更应该按照其不同的特性,使其各得其所。朱熹的诠释,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性”“道”“教”的诠释及其蕴含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民国时期朱子学与科学关系的讨论

关于朱子学与科学关系的重要性,上世纪前半叶学界对此问题曾有过讨论。谢无量、吕思勉、熊十力、胡适、冯友兰、周予同、吴其昌、赵纪彬、严群、牟宗三等学者对此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朱子学研究在面对西方科学时形成的一种学术旨趣。他们的见解虽然还有待深入,但对于今天的继续讨论而言,追溯民国时期这一问题的源头,仍然可以获得诸多富含价值的思想资源。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与“身能反礼”——兼论朱熹晚年对克己与复礼关系的阐释

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其重要之处不止在于将"克"训为"胜",而更在于他晚年强调克己与复礼的密切联系,既反对只讲克己不讲复礼,又不赞同只讲复礼不讲克己。就其将"克"训为"胜"而言,朱熹与孔安国讲"身能反礼"以及杨简将"克"训为"能",只是文字上的差别,并非义理上的对立。强调克己与复礼的密切联系,对于理解朱熹的解读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对朱子学的阐释及创新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从中国学术思想有儒道佛三家而将宋明理学划分为程颐、朱熹和陆王三大派入手,深入分析朱熹与程颐在师承、哲学与经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讨论了朱熹的二元哲学以及“理必有对”的思想,分析了朱熹的心学以及与“穷理”的关系,并对朱熹与道家关系作了论证。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或是重要的补充和推进,或是一种纠偏,无疑是重要的学术创新;而且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熹《论语集注》中的科技思想

朱熹《论语集注》对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解读,讨论了天之北极与为政的关系;对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解读,讨论了科技“小道”与儒家“大道”的关系;对于“游于艺”的解读,讨论了学习科技之“艺”与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关系。这些解读,既反映出朱熹对于科技的重视和研究,又可以看出朱熹强调科技“小道”必须隶属于儒家“大道”、“游于艺”必须由仁德来统摄的思想,这对于今天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面临的科技“双刃剑”的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学术资源。     

析朱熹"'诚'为《中庸》之枢纽"

朱熹《中庸章句》明确提出＂‘诚’为《中庸》之枢纽＂,而《中庸或问》又通过对＂诚＂的界定,以及通过对《中庸》第一章至第二十章＂诚＂的内涵分析和对第二十一章至最后一章有关＂诚＂的论述的概括,进一步论证了《中庸》的大义在于＂诚＂。朱熹的这一观点,对于解读《中庸章句》人来说,是不可不知晓的。     

民国学人对朱子学的推崇与研究

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背景下,一直有不少学者表现出对于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朱子学的推崇。他们或是认为朱子学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或把朱子学看作救世之良药,或以为朱子学内涵现代科学精神。因此事实上,这一时期朱子学的研究并没有停止,而是以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方式,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持续深入地进行着,并在极其艰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