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

董仲舒的儒学是天学,但惟有日用伦常才是董学的真正归宿。董仲舒强调“五常”始终是帝王执事和国家政治追求的目标。《春秋繁露》里,董仲舒把“仁”解为“天心”, 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而在于天。董仲舒还指出,“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在道德实践的具体操作中,仁发于外,惠及广远。而义则发于内,从我做起,严格自律。这显然已与先秦以来各家学派“血亲为本”的仁义主张形成了鲜明比照。     

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6500万党员、领导12亿人民建设国家的大党。要办好党的事情,关键又在于充分调动每一个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每一个党员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     

理顺粮食流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农业现代化就是要以最新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从根本上讲是技术的发展问题。然而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流通。从我们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看,农产品的卖难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流通对生产的制约,已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应特别重视流通的作用。其中粮食流通尤为重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推动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研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如何进一步理顺粮食流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把重点放到提高粮食质量和效益上来…     

e时代、“新经济”与中国青年的责任构成

无论承认与否,今天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数字化生存”,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Internet包围的世界里,正面临着一场“网络革命”。随着电子商务(EC)在商品流通和金融支付领域中广泛推广,我们对e时代的感受将越来越具体、实在。e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网络将引起一场产业革命,将改变我们的世界,网络将改变的我们一切,这就是e时代。青年永远是最幸运的,因为每次历史的大潮都把他们推向时代的最前端,让他们占风气之先,领略崭新世界的全部风采。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演奏着自己时代里最激动人心的旋律,青年对于以知识为资本、以创新为动力的e时代来说,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儒家“以直报怨”与恕道的原则要求

儒家行恕以分清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为认知条件。孔儒对待怨仇的处理态度体现出恕的原则性。励行恕道,得看对象。儒家以爱人为本,但也疾恶如仇。符不符合仁义原则是衡量仇雠与否的标准。父子不隐而告,是遵循公理;父子相隐而不发,则在遵循天理。公理虽大,但仍须服从天理。作为美德的直道必须引导、规范以礼乐教化,没有主体自身的积极修为则容易演变为任性。儒家恕道始终要求有严肃的是非立场和清晰明确的道德认识能力,智因而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认识论准备或理性前提。君子行恕坚持标准,但也不排斥人性关怀,强调仁爱但也不失严厉,因而可以练就出推己达人的真本领。     

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克己复礼"最基本的含义是人应该努力约束、限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加符合人之为人的伦常规范.礼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意识."克己"是约束自己,即修身,加强自我修养.复礼不克己,则失去先决条件;克己不复礼,便失去修身方向.仁与礼始终相即相融.仁高于礼,礼服从仁.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孔子始终竭力维护周制周礼,但他对周礼又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与重建.     

乡村振兴与大学毕业生返乡就业意愿转化研究

大学毕业生在乡村振兴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研究了解到乡村发展人才短缺的现状、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吸引毕业生返乡就业的优势,探讨了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因素,并提出了推动大学毕业生返乡就业的建议,以促使大学生了解致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价值,从而达到人才合理流入乡村的目的。     

“法轮功“事件引发的思考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最近这些年来,“法轮功”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肆活动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层原因。如果我们透过“法轮功”看似神秘的面纱,运用理性的原则与精神对这一事件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许多深刻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无论在科学发展、信仰确立、道德建构方面,还是在实际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方面,我们身上的担子还很重,任务还很艰巨。科学:必须接受挑战,加速发展近代科学源自西方,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无疑已为现代生活奠定了     

博士需要西部 西部需要博士——中国百支博士团“三下乡”第35团团长

2000年7月25日至8月11日,中国百支博士团第35团对云南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问题进行了为期18天的专门调研。博士团以云南省德宏州和瑞丽市为个案体例,通过对州市部分旅游景点的实地考察、对游客和旅游服务机构的随机抽查,以及与云南旅游学界专家学者的交流讨论、对政府旅游管理部门负责人的专访等形式,最终形成了关于德宏州和瑞     

“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