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重大发展变化及其应对策略——以“基地”组织为中心

虽然尚处在"蛰伏期","基地"组织仍是我国目前难以忽视的巨大威胁。"基地"组织的发展变化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自身面对国际反恐怖力量打压下的结构转型与策略调整,二是其与"伊斯兰国"之间"合作—竞争—再合作"的关系变化。"基地"组织的危害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基地"组织的网络化、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与本土化、"独狼"化的行为模式给诸多恐怖组织以"灵感"仿效;第二,"基地"组织与日渐衰落的"伊斯兰国"可能出现合流的趋向,从而形成国际恐怖主义的合力,进一步加大对国际社会安全的冲击力度。"基地"组织的发展变化将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峻威胁。在应对以"基地"为首的国际恐怖组织的"转型"与"合流"问题上,必须坚持"预防与惩治并重""治标与治本兼顾"的总体治理思路。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去极端化视域下青少年涉恐犯罪防范策略研究——以“丹麦模式”为例

青少年极端化是指青少年群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最终在其支配下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过程;青少年去极端化即通过改变青少年的态度和信仰,使他们放弃为恐怖主义行径辩护的意识形态及其暴力极端行为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作为欧洲青少年去极端化实践的典型,丹麦将青少年极端化现象视作社会融合不充分、边缘化群体融入度不高的结果,进而在该思路指引下构筑起一套旨在防范本国青少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增进国民对传统价值认同感的去极端化防范机制。"丹麦模式"以"预防青少年极端化计划"为中心,结合相应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具有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反对一切极端主义,"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突出重点去极端化目标,"柔性"与"刚性"干预措施并重的基本特征。     

恐怖主义个体罪因

恐怖分子人格之养成可视作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一方面，作为社会化的客体，个体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通过接受恐怖主义组织领导层的教化与规训，了解和掌握恐怖主义固有的行为规范与知识经验，进而形成遵从于首领、领袖或者“英雄人物”的指挥、命令的习惯；另一方面，个体又是作为社会化的主体，通过能动地学习与模仿恐怖主义典范，积极地将恐怖主义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与认知确信，从而形成特定的、符合恐怖主义要求的个性特征。在个体作为社会化的客体接受恐怖主义教化的过程中，需要从教化的动机、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在个体作为社会化的主体主动将恐怖主义观念内化的过程中，生理、动机与社会环境是可能影响其选择的主要因素。最终，在社会与个体的相互作用下，恐怖分子在主观上成功地建构起“我们”与“敌人”之间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确立了“暴力是消解这种对立冲突的唯一途径”的理念。     

我国大陆地区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研究

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常将世界各国家、地区有关共同犯罪的立法体例区分为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将我国大陆地区的共同犯罪立法模式与典型的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参与体系进行细致比较,可以认为大陆地区的立法模式兼具两种犯罪参与体系的特征,实为混合的犯罪参与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网络反恐法制论

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恐怖主义发展迅速,预防与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已然成为困扰全球各国的一项重大难题。国家间基于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的不同,在合力治理网络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众多分歧,为了更好地推动国际网络反恐法制合作,必然需要在一定的理念基础上建构完善的合作机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当前国际形势,把握时代发展趋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好为该机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国际网络反恐法制合作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围绕立法与执法两方面内容积极开展建构与完善工作,推动国际网络反恐法制合作的进程。     

高新科技犯罪防控机制研究

在现代社会,高新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便捷,也带来了困扰人类的高新科技犯罪现象。高新科技犯罪不同于智能犯罪,是利用高新科学技术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高新科技犯罪包括网络犯罪、生命科技犯罪、化学科技犯罪等。与一般犯罪相比,高新科技犯罪的成因比较复杂,包括技术因素、法律因素、道德因素与经济因素等。因此,必须坚持社会综合治理的基本刑事政策,全面运用技术、法律、制度、文化等手段,构建完整的高新科技犯罪防控机制,从而减少高新科技犯罪滋生的土壤,最终实现遏制高新科技犯罪态势的目标。     

论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差异——以违法性为切入点

历史上的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经历了从混同到分离的嬗变。当代的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在区隔的基础上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需要对二者之间的界限重新梳理。违法性是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核心,彻底检讨违法性的差异有益于厘清二者的内涵与外延。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在违法性上的差别包括三个方面:侵害法益类型、违法性的实质与违法性的程度。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追溯至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栖身"的法律文本的规范目的之上:刑法关注惩罚,侵权责任法重视恢复。     

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梳理与思考——以澳大利亚“去极端化”为中心

反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强调"反激进化"的非强制性的"柔性"反恐怖策略,与目前主流的"刚性"反恐怖策略,即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模式"不同,该策略可以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改变促发恐怖主义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逐渐消除恐怖主义。基于严重的"内生性恐怖主义"问题,澳大利亚立足本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反暴力极端化措施,但是存在投入不足、针对性不强与风险泛化的弊端。我国当前面临的反恐压力较大,依据我国国情,可以有选择地借鉴澳大利亚的反暴力极端主义策略的发展经验。     

红军医药柜：烽火岁月中的军民鱼水情

<正>文物源起在浏阳市博物馆的展厅中陈列着一组朱漆木医药柜，长126厘米，宽56厘米，高152.5厘米，共有64个药斗。这组医药柜来自浏阳小河乡红一方面军后方总医院旧址——范家祠堂。土地战争时期，红军曾用它们来储存各类药品，用以救治伤员、群众。2016年4月22日，范日葵将它们捐赠给了浏阳市博物馆。现为国家二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