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制度场域框架的分析

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困境,已有研究多从政府主导角度进行分析,这并不能真正解读相关困境。本研究以B市C区为个案,运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第一手资料,并提出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服务目标、服务过程和服务能力等困境已经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践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些困境的产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权力、规则和信息等资源的扩散机制综合影响的结果,涉及到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三类代表主体。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应当通过制度场域中各代表主体协商共治加以优化。通过解决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存在的系统性困境,可以有效激发社会组织的理想功能,显著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健康发展,进而对探索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提供路径选择。     

政策约束与公民参与：合作治理中的有效决策问题

已有研究多从公民参与角度入手探究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问题，而忽视了公民无序参与和由此带来的无效决策问题。因此，应当将合作治理的公民参与研究范式转向有效决策研究范式。政策决策中的质量约束、结构约束、时间约束和可接受性约束深刻影响了公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公共决策部门应当综合判断政策约束性和公民参与类型，进而采取合适的有效决策模式：低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集中式自主决策模式，以获取决策信息为目标；中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分权式协商决策模式，以推动决策执行为目标；高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放权式公共决策模式，以促进公民自治为目标。基于平等、包容、理性和尊重的有效决策才是实现合作治理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以社会组织撬动社区自治活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行动取向。北京市通州区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州区社区社会组织从治理结构上具有内生性、自洽性和联结性的特征，从治理功能上表现出精准服务、社区整合、价值倡导和沟通政社的优势。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对居民日常生活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适恰结合促成了嵌入式治理，为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制度经验与深层机理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国家与社会关系融合以及政府治理理念转型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探索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制度经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深层机制在于党的人民性、人的现代化、治理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坚持人民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是确保治理的政治逻辑与人民的生活逻辑相契合，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制度规则、实践阐释与目标置换：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自由裁量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生产的新型制度场域。社会组织面对正式制度的规范性、服务社区的情境性和自身生存逻辑考量，势必会在服务项目执行中进行自由裁量。社会组织的自由裁量区间表现为价值选择是利他还是利己；行动指向是需求还是供给；回报周期是长期还是短期；角色定位是伙伴还是伙计以及关系拓展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社会组织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背后是行政主导逻辑：科层体制的惯性；行政考核的压力；秩序稳定的需求。社会组织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加以控制而无法彻底消除，对此可以通过稳定的发包关系进行事前控制；通过精细的过程治理进行事中控制；通过可逆的绩效评估进行事后控制。社会组织由被动控制到主动发挥自由裁量权的正功能，实现基于专业价值的制度规范性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平衡，才是走出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失灵困境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