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的基本问题及思考——以中国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法律移植是法律的横向发展,也是法律制度、观念和文化的重要交流形式。法律移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法律移植也有其复杂性。纯粹的技术性移植,其移植效果可能差强人意。法律移植必须立足我国的本土资源,必须抓住本土化这一关键环节。     

对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的思考

根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我国对刑事取证主体的资格有严格要求,从消极的角度来说,非法定资格的主体所调查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我国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受到传统诉讼观念、现行诉讼制度及侦查权模式的深刻影响,目前扬弃该理论难有现实可能性.然而,对于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造成了的悖论与危害应当予以重视.     

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以美国搜查程序为鉴

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缺失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重视研究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问题,这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通过比较法的考察,美国在刑事搜查中有关隐私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展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程序分流科学化的法定进路、诉讼程序多元化的积极追求、刑事政策人文化的具体表现、协商司法制度化的有益尝试。构建这一制度需要达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权力主张与权利诉求、探究真实与定纷止争、域外借鉴与本土资源之间的价值平衡。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区别于辩诉交易制度,其正当性在于划清制度底线、保证平等协商、确保充分自愿、实现公平对价。     

刑事程序分流机制:困境的突破与超越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为繁简有别地处理刑事案件建立了相关制度,实践中的相关做法也承担了程序分流的功能.然而,目前的刑事程序分流机制是不健全、不成熟的,运行中的分流效果十分有限,也尚未建立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分流机制.应当以改造刑事速裁程序为契机,突破与超越当前的种种困境,构建多元化、体系化的刑事程序分流机制.     

论数字技术与诉讼规则的互动关系——以我国刑事在线诉讼为视角

当前，刑事在线诉讼规则滞后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程序漏洞与理论缺陷日益明显，不仅难以有效维持在线诉讼运作的规范性、稳定性，而且使得刑事在线诉讼“技术赋能”的程度远低于民事在线诉讼。在技术超越规则、规则落后于技术的关系之下，尽管技术的表象发生了变化，刑事在线诉讼却没有改善被告人的处境与地位，反而受到技术的“攻陷”而恶化了本就失衡的控辩关系，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对于刑事在线诉讼工具价值的夸大，加剧了在线诉讼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之倾向，人作为技术中的主体恐将陷入被支配的危机。数字技术与诉讼规则之间疏离甚至矛盾的关系，不仅对司法实践产生了各种负面效应，而且背离了技术发展的初衷。应当以两者的深度融合为目标，始终坚持人在技术进步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刑事在线诉讼“技术赋权”独立的塑形力量；在技术变动的语境之下，回归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本质，寻求刑事诉讼理论的理性转型；主动强化对被告人的前瞻性保护，基于“民刑分治”的思路，构建真正依托数字技术拓展的刑事在线诉讼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