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公共理性理论的宗教观念及其启示

通过在"正当性"与"稳定性"两个层面对"社会统一最合情理基础"这一问题的回答,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表达了一种"后启蒙"的宗教观念:作为对当代社会"合情理多元论"以及宗教复魅现象的回应,这种观念既体现出对处于政教分离原则之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中立性"理论的继承与坚守,也表明了对启蒙自由主义"宗教私人化"观念的批判与反思。罗尔斯的宗教观念对中国社会应对与处理宗教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共性:一个解读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视角

如果说罗尔斯早期正义论的理论重心是"正义"(即"作为公平的正义"——相较于功利主义的效率正义),其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主题则变迁至"公共性"。从公共性的视角来看,"理性多元论"乃是后期罗尔斯学说的逻辑起点,"政治的正义"构成其公共性言说的基本诉求,"重叠共识"则是通达政治自由主义公共性的思想路径。罗尔斯的公共性建构对于正处在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极为现实而深远的启发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正义概念的政治哲学阐释

综观历史，关于正义的观念皓若瀚海。罗尔斯有感于对正义理解的纷繁，提出了正义的“概念”和“观念”之分。然而，当罗氏以“权利”作为正义的底色时，他的正义“概念”实际上落入了他所定义的正义的“观念”之窠臼。鉴于此，通过对正义与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的揭示，本文试图给出一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义”，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正义的概念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