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检视“以法律为准绳”

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常常存在着陷阱。受个性化“前见”或背景的影响 ,不同的法官对于有待解释的“文本”会有不尽相同或者相异的看法。正所谓“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眼睛”。“以法律为准绳”需要作重新的检视和全面的理解。法律适用是逻辑推演的说法只能是一个浪漫的情节。     

论法律的有限性

法律是一个不完满的可变的存在。如同阳刚一样 ,阴柔是法律的一种品格。对此 ,只能正视 ,不能回避。唯其如此 ,方能形成关于法律的相对全面而完整的认识 ,进而有益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有益于中国法治现代化。     

普法普什么——知识抑或理念?

“普法”这个词儿，大家对它并不陌生。在“一五普法”、“二五普法”到“x五普法”的过程中，各种普法标语不仅写满了乡村的房舍山岩，而且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墙壁板报中也时有出现，但收到的效果令人不敢恭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未如人们想象那样完美地如期而至。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普法到底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是简单地传讲几条几款的法律条文，普及大众的法律理念，还是知识与理念并重？让我们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作答。一法律知识与法律理念总是混杂或纠缠在一起，现实中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知识类型或理念类型。理念的养成有赖于…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马克斯·韦伯学术方法的法理学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兼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要求，折衷于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能坚守科学性与客观性而又不忽略价值的意义与理解。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马克斯·韦伯是一个穿梭于科学客观性与主体价值之间、因果解释与意义理解与阐释之间的智者。这为法学研究或法律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和指导。因为，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证其客观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法学或法律运作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或追求。     

普法的担当及其限度

知识不会必然地外化为人的行为，法律知识亦是如此。对于法律目的的达成，普法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法律实效的获得，法治社会的达成有赖于多项因素协同作用。法律知识的宣传，法律意识的培养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公众对法律的接受或信任更多地来源于自我的切身感受与生活体验。执法与司法也是一种普法，而且是一种更具有影响力的普法。     

感性选择视阈中的守法可能性及其限度

对于“国家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国家法”运作环境与状态的“知识”构成了人们守法动机中感性选择的知识前提或“偏见”。这种关于法律的态度、情感和反应性行为．对于法律的实现意义重大。它既可以成为法治建构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一种阻滞、侵蚀甚或破坏力量。我国法治环境不容乐观，宜有意识地提升法律的亲和力，增强人们的法律情感和守法自觉性。     

诚信理念与市场品格论略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必然战略选择。它有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一。     

试论孙中山“考试权”思想的由来

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的基本设想，并在不同时期作了多次的阐述与论证。增设“考试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孙中山主张单独设置考试院，强调考试乃官员选任的必经程序，实行与选举、委任相配合的考选方式。这一思想，既离不开孙中山对西方政体的体察与审视，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认知的结果，同时也与其本人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考试权”的设置有利于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的达成，是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道德诉求法律化的理论思考

道德诉求法律化并非解决道德困局的真正出路.法律同样面临而且正在面临其不可避免的困境.法律的实效不容乐观.不加区别的道德法律化,不仅不利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而且可能有损于道德自身的社会调整,还可能构成对人本质中自由主义部分的侵害.不是说道德绝对的不可以法律化,而是要看到道德法律化的前提与必要的条件,要谨慎于道德法律化的限度.用一种理性的,而非常识的视角,看待并回应公众的道德诉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国家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