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转型的社会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

形式法治是与世界除魅后的世俗化情境相适应的一种法治形态;但由于"家庭的萎缩与社会的兴起"背景下的功能分化与风险弥散,其遮蔽了社会结构上的实质不平等。作为一种纠偏"市场脱嵌于社会"的社会保护运动,社会主义力图将社会中的劳力、土地和货币置于非市场(如再分配)的社会关系中,最终把市场"再嵌"于社会之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推动着现代法治的转型:继形式法治之后,社会正义向度的实质法治成为20世纪以来的新型法治范型。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同样是在"家庭的萎缩与社会的兴起"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一种社会正义向度的实质法治。     

“沟通理性”与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哲学——凡·豪埃克《作为沟通的法律》述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变迁为法理学提供了新的课题。豪埃克教授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为指导,提出一种沟通视角的法理学。他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国民间的沟通,法庭与诉讼当事人间的沟通,立法者与法官间的沟通等。这种沟通现在被认为是法律合法化的来源:法律人之间的理性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     

“以人为本”与政治文明

作为政治文明理念的“以人为本”应该是:在历史观上,肯定人是历史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本体论上,突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国家观上,强调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在发展观上,主张人的解放和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政治文明的构成要件是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制度、文明的政治行为和文明的政治目的,而所谓“文明的”就是“以人为本”的,其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是政治文明的先导,建立“以人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关键,维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秩序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追求“以人为本”的政治目的是政治文明的归宿。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现代司法理念的法理建构

我国司法理念的构建必须理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司法定位的社会性和权利性,司法立场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司法过程的程序性和经济性,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文明复兴与文化执政——论执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文化承担

“文明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规定性”条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延续“以文化代宗教”的中华文明秩序机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关键则在于其文明精髓的复兴;考虑到“以文化代宗教”是中华文明秩序的精核所在,中国的文明精髓只能在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作为“全涉型”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跨阶层、跨地区、跨行业的国家组织体系,实现了“后帝制—后儒家”时代的行政整合;但能否有效实现文化整合,关键在于能否在新时期形成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推进“文化执政”,执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整合,进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促进中华文明的复兴.     

法治结构论

法治结构是指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与法律之间形成的动态结构 ,亦即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之间及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位阶。本文引入“法治结构”的概念 ,结合法治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对我国法治结构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必然包括法律、公民个人 (人权 )、社会 (社会权力 )、国家 (国家权力 )、政党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 ,也就是法治结构完善的过程。作者最后认为完善法治结构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基本任务。     

功能主义"法律史解释"及其限度——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功能主义倾向集中体现于其整体文化观,即历时性向度的"古代法整体论"和共时性向度的"法律的社会决定论"。经由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化而达致的整体文化观不仅因看不到社会/法律变迁、"小传统"与"大传统"的互动博弈而有失之专断的简单化缺陷,而且其法律史解释也因其梅因式单线进化论和"尾随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之前设的存在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法律的功能分析与整体文化观、单线进化论前设之间也存有张力。     

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从康德到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化理论是通过重构性进路而间接捍卫合法化的规范性传统。康德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论说将合法性建立在同意之上,但同卢梭不同的是它通过实践理性的普遍性来确保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可能性。尽管康德主张法律(正当、正义或权利)优先于伦理(德性),但这两者均从属于其实践理性法则。哈贝马斯通过实践理性多态论的建构及其在法律领域的运用,消解了康德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设定的等级结构。     

社会学法理学的(可能)代价与限度——从社会整合看庞德《法理学》(第1卷)

庞德社会学法理学受到索罗金文化整合理论的影响,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社会利益的文化整合与规范整合相结合而探讨法律与社会整合问题的学说.这种理论的(可能)代价是法律工具主义、政治威权主义甚或极权主义;这种规范整合的理论限度是其效果与社会规模和复杂程度成反比,谋求实质性判准的文化整合也不符合后形而上时代社会复杂化、多元化和理性情境化的需要.     

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韦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尤为强调学术的文化政治担当,亦使其具有学者和"群众性政治家"双重身份。作为学者,他对现代社会"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法理型统治)模式进行了详尽分析;作为群众性政治家,他又明确提出了"领袖民主"(卡理斯玛型统治)合法化模式。这两种理论模式均具有政治现实主义和实证论倾向。哈贝马斯总体上拒绝了韦伯合法化模式的描述性路径,并极力批判了其领袖民主模式;但他亦将其合法化论说建基于韦伯式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模式之上,并做出了可以容纳道德性内容的理论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