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追偿制度,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致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施。为此,本文拟就行政追偿的适用条件、主体、追偿标准、追偿时效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完善。     

律师权利的强化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关于律师的地位、会见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等方面对律师权利进行了强化,对提高辩护效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对公安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公安机关应当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转变侦查理念,强化证据意识,提高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收集、研判能力,加强对律师会见的管理,深入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权力与权利的和谐——《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许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治安管理的需要.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方面的权力,确保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的惩处,同时注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注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体现了警察权的理性扩张和法律调控机制的有机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金钱赔偿制度,这不利于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国家赔偿制度中规定精神损害金钱赔偿制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一种违法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宜。因此 ,应界定行政不作为的含义 ,明确国家对行政不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性及构成要件 ,进一步完善国家立法。     

刑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探讨

近年来，对于国家应否通过立法赋予律师在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享有在场权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目前，该项权利的建立并不能实现我国现阶段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无助于侦查活动的顺利开展，也不是遏制刑讯逼供最现实有效的措施。同时，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并不是现代国家的通例。因此，目前在我国暂不宜确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     

行政非法证据的认定及其效力研究

行政非法取证行为是对依法行政的极大破坏。必须合理确定行政非法证据的内涵,其包括两大类:以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收集的非法证据,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收集的证据。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则上排除非法证据,同时设置例外情形。     

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研究

行政执法权是公安机关拥有的基本权力。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是加强公安队伍建设，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在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方面已经基本确立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但现行监督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合力与实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我国现行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试析行政不作为案件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 ,被告对具体行政不作为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 ,原告对某些待证事实也要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行为必须在一定的时限内进行。被告与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人权的保障

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行政诉讼制度是人权的重要保障制度,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保护其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救济途径。当然,在行政诉讼制度的落实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