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叙事性·语言学视角:露斯·佩奇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评析

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北美为主导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叙事理论建构还是在叙事批评实践上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本文主要从性别、叙事性、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课题等层面出发,评析英国学者露斯·佩奇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文章指出,一方面,佩奇采用文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角,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佩奇关于叙事形式可以脱离性别的论点又偏离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主流.     

必须有叙述者，抑或必要时才有叙述者——一个叙事学概念的长题短论

（至少）就文学叙事而言，我建议用下述方式来理解“叙述者”：一个内在于文本的语言位置，正在进行的叙述话语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话语所涉及的存在物、行动和事件也在这个位置上被标记出来。通过转喻转移和人格化的双重过程，“叙述者”这个术语被用来指代在这个位置上的假定占据者、叙述话语的假定生产者。叙述者是一个通过语言标记的、文本投射的、读者辨别的位置，这个位置上的占据者需主要从交际角色来看待，它不同于真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或计算机的）文本生产者。本文简要描述了八个不同的一般因素（语言学的、哲学的、方法论的和一般文学理论的），这些因素能够促使叙事学家判断叙述者在其文学叙事的一般模式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种类／实例，还只是一个可选元素。在文章结尾，本文论述了近期两个试图规避这个选择的理论行动：重新描绘叙事学家的研究对象范畴或重新界定叙述者概念自身的地位。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不确定性管窥

后现代主义作家高呼“篇篇怪”的口号,热衷于写作技巧的实验创新,向传统小说写作模式发起狂攻。他们离经叛道,以不确定性为创作原则,从语言、情节、现实、人物等维度对小说的确定性进行多重解构,使小说成为“一切都行”的艺术。     

寻找伦理存在的自我——《培尔·金特》中的理性意志与伦理选择

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是一则关于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的寓言,展示了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培尔的“白日梦”是其兽性因子的表达与彰显,培尔的“出行”是对伦理责任的逃逸和规避,是其理性意志处于蒙昧状态、非理性意志肆意膨胀的体现;培尔的“归家”是其理性意识得到提升,克服非理性意志,摆脱兽性因子,向人性因子靠拢的选择,最终成为与兽相区别的、伦理的存在.本文紧扣“白日梦”“出行”“归家”三条伦理主线,通过逐一解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若干伦理结,来试图剖析易卜生蕴含在作品深处的道德旨趣:在受到道德指引、遵守道德准则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意志就会增强,人性因子得以彰显,人会成为一种伦理的存在;如果缺乏伦理意识,违背道德准则,缺乏道德指引,人的非理性意志就会占据上风,兽性因子就会失控,人就会误入歧途,实施伦理犯罪,引发伦理混乱.     

多元·互补·整合:二十一世纪的叙事学

十多年前,当叙事学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西方学者一方面频出新作,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对其未来走向做出积极展望。对此,我将各举一例。1999年,西方最著名的后经典叙事学家、《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杂志主编戴维·赫尔曼主编了题为《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文集,见证了叙事学研究的     

二十一世纪的叙事学:叙事研究的认知方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叙事学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向前发展.本文在以历时路径回顾梳理文学理论和叙事学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审视了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之于叙事学研究的影响.认知科学的崛起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直接促成了认知叙事学的崛起.认知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在于进一步整合多种认知方法,并以实证的方式对它们加以检验.尽管这种路径可能会加速叙事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危机,但同时也可以见证一个新范式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