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公平的决策权分配方案——当代规范政治理论从平等到公平导向的转型

政治是围绕决策权的分配所展开的各种活动。政治理论的任务则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谁应当拥有决策权力;第二,谁应当拥有多少决策权力。近代政治理论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决策权分配方案,任何人只要被承认了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就获得了决策权力,而且是与其他所有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完全相同的决策权力。但随着国际联系的加深与外部性的普遍化,这种公民身份民主已无力解决许多政治冲突,当代政治理论开始了寻找公平的决策权分配方案的努力,并提出了一种比例原则,要求将所有利害关系人纳入决策,并根据每一利害关系人的利害程度来分配决策权力。这种利害关系人民主为解决当前的许多政治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重新发现明诺布鲁克会议

明诺布鲁克会议是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事件,它承载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人希望拥有不同理论观点和研究取向的学者们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去追求某种共同社会价值的理想。但在不同学者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一领域内部日益走向分化和对立的现实。最初的明诺布鲁克会议被公认为对主流学术界的一次集体反抗,这次反抗造成了理论家团体与主流学术界的分裂。后两次会议则可以被视为主流学术界重新定义明诺布鲁克传统的努力,这种努力也不断遭遇理论家团体的反抗。明诺布鲁克会议究竟是主流学术界的传统还是理论家团体的传统,这是一个仍然不断引起争议的问题。     

战后公共行政研究的主题嬗变与学科危机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学者们对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的理论成就进行了一场集体性反思,希望藉此去为公共行政研究寻找新的视角和开辟新的途径。然而,作为这场反思运动的结果是"政策科学"的兴起,致使公共行政研究陷入了低潮。本来,公共行政学者早已意识到政策与行政之不可分离的关系,认识到了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分析方法与工具,他们却并未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而在二战后的公共行政反思运动中却把这一职责让给了新兴的政策科学家,使政策研究变成了"政策科学"的专利。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视角的失落,公共行政研究重新回到了"组织与管理"的主题上,并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下使自己逐渐蜕变成了一种"组织理论",从而失去了公共意识。这就是学者们常常提起的"公共行政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孕育了试图重振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公共行政运动"。不过,我们也看到,公共行政这一学科并没有消失,它的合法性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公共行政的概念仍然具有标示研究对象与研究名称的功能。     

投资型社会的生成与治理转型

随着市场的演化,投资正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经验,而投资的观念也开始改变我们对其他经济行为以及整个社会过程的认识。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出发,无论生产、消费还是储蓄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投资过程的不同环节,从而将整个社会过程变成了投资过程。投资需要理性,而投资理性是通过对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计算发挥作用的。这种计算会突出可衡量结果的优先性,而由于需求的满足难以衡量,它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就不断下降。传统上,国家的职责在于满足社会的福利需求,且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从投资理性出发,只有当国家的需求满足行为能够带来其他可衡量收益时才是有价值的。基于这一逻辑,当代国家纷纷开起了以社会投资为名的福利改革,逐渐将自身重塑为一种投资型国家。     

论等级关系以及等级社会中的"官"

农业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但是,这只是就其身份等级关系而言的。其实,农业社会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两大关系所构成的:其一是身份等级关系;其二是土地关系。在身份等级关系中,为官就是服役,所服的是一种特殊的官役;在土地关系中,却包含着逐利动机生成的要求,因而为官也就表现为对一种报酬的获取,这种报酬就是俸禄。中国农业社会由于出现了等级关系与土地关系的分化,所以也形成了一个与身份等级关系不同的官的等级系列;在欧洲历史上,由于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等级关系与土地关系的分化,所以欧洲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前一直是身份等级占主导地位。当然,土地关系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而身份等级关系则是一种政治关系,在所有的等级社会中,土地关系都是被纳入到身份等级关系的控制之下的。     

论管理的社会化及合作治理——对管理外包现象的理论分析

20世纪后期以来,"外包"成为了组织管理的一种常见手段,并构成了今天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中最显著的特征。外包改变了管理的性质,将管理从一种组织活动变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管理的社会化开辟了解决管理问题的多元途径,但也造成了"权责一致"这一传统组织原则的失效,使管理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管理。社会化的管理活动呼唤合作治理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要求颠覆管理理论对"核心能力"与"非核心能力"、"掌舵"与"划桨"的传统划分,而在管理过程充分开放的基础上建立管理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在社会化条件下,唯有合作治理才能成为负责任的管理模式。     

三维视角中的公共行政概念

公共行政的概念在三重关系中获得了原则性的规定。首先,公共行政是在科学与伦理的关系中得到定位的,所要解决的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当基于科学理念还是基于伦理观念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公共行政生成时期的学者们基本上主张依据科学的理念去进行政府体系建构,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第二,公共行政是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中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是在政治与行政的分化中通过赋予政治价值中立的特性而使行政具有了形式上的公共性。第三,是在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区分中界定了公共行政,指认公共行政是公共部门的管理,以求区别于私人部门的管理活动。     

社会公正实现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从“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谈起

社会公正是思想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难题。社会公正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在具体的行为选择中,个人会出于自身利益而表现出偏向性。如何消除个人与具体行为的利益相关性就成了解决公正问题的出路。针对这一点,张康之教授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权力而非权利的领域,作为权力主体的行政人员其行为规范是道德而非权利,应通过道德制度的建构,将公正问题转化为公共性问题,在公共行政中予以实现。     

认同、承认与通向合作之路

认同与承认是近些年来兴起的重要学术话题。在历史的维度上，可以看到，农业社会中的家元共同体中所包舍的是群体认同的形式。到了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用“自我持存”的斗争消除了群体认同，并使承认关系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性关系。然而，工业社会的承认关系出现了异化，以致造成了自我认同、相互承认与普遍斗争共存的矛盾局面，并在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将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编织进了一张斗争之网中。要终结工业社会普遍斗争的状态，就必须从组织变革入手，通过合作制组织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去实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从而实现对工业社会中的认同与承认的双重超越。     

从共同生活到公共生活

人类社会生活经历了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的演变.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式共同生活是一种自主生活,不具有公共性,因为,这个社会的生活是由完全不同的系统构成,不同的系统之间没有统一性的内容.在近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或者说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同时,也由于私人生活的出现而同时造就了公共生活.然而,到了现代化走向完成了的阶段,由于自主性的缺失而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和自主性造成了损害,使公共生活走向了衰落.人们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是如何从这种衰落中再度发现共同体生活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