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同说的“去家界”再考北大核心

“去家”是康有为大同说赖以确立的至为根本者。实际上,主要源自《礼运》的这种祛家主义乃是墨家思想的体现。这意味着,这种祛家主义与以家为本的儒家思想无关,甚至与之完全相反,并且意味着,一种家际的双向交互关系决定了,较之墨家的“上同下不比”和法家的“三顺说”,儒家思想更易通向权责对应的现代民主精神。故不仅五四运动思潮视儒家为“专制主义护符”的思想难以成立,而且自诩为孔子信徒的康有为的“去家求解放”的大同理想,以其尊孔与非孔之间自相矛盾注定是一地地道道的“乌托邦”。     

中国文化源于“武”说

既然中国文化为文化,那么其起源理所当然地只能与文有关。然而,这种看法看似合理,实际上却仍不失为一种一隅之见。一旦我们回到更为浩瀚久远的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是超生物需要的文而是攸关人生死存亡的武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开山。这一点,可见之于中国考古的"戈崇拜"的发现,可见之于先秦诸子学的"兵学"优先,可见之于中国道论的"以屈求伸"的原道观。而中国近现代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回归武"的思潮的出现,则以一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再次为我们表明了中国文化源于"武"说不失为一种合理性的观点。     

从叔本华哲学二重性看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理论演进--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

以其不同凡响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的推出,王国维堪称中国现代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离不开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的借鉴以及随之开出的中西哲学之贯通。然而,在认识到叔本华哲学成为王氏思想的他山之石的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叔本华哲学自身内含的二重性,也即经验论意义上的叔本华哲学与现象学意义上的叔本华哲学这一二重性。其实,唯有了解到这种二重性,我们才能真正领悟王氏美学思想的极其丰富性和不断变化的理论演进,以及这种演进是如何从一种对西方哲学的单向吸收到中西双向互补的过程。     

中国古代早期的原生态政治面面观

中国古代早期的政治活动深深地渗透和贯彻在人们的饮食、两性关系、家庭亲情、身体等治序乃至生命快乐之中.以其“治道”与“身道”的彻底统一,以其对“生命和谐”至极宗旨的追求,体现为一种“祛政治化”的“原生态政治”.在不同的政治文明对话和重建人类政治文明的今天,“原生态政治”的重新发掘不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政治学的正本清源,也可为当今人类克服其愈演愈烈的“政治异化”现象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以“家”为范式的中国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以重家、尊家的传统一直独立于世界之林。从这种传统中不仅使其开创性地建立了家国一体的社会,而且还令人叹为观止地从中积淀出其文化深层结构上特有的"家范式"。正是这种"家范式",才使以家为本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千年不改地被定于一尊,才使中国文化以其范式的"不可公度性"摆脱了被外来文化通约化的命运,同时,也才使中国文化虽林林总总、众彩纷呈,却像一个家族那样始终具有吾道"一以贯之"的特征。因此,这种"家范式"不仅体现在中国的文字中、中国的伦理中、中国的宇宙中、中国的认知中,还在中国神圣的超越观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而使一种不离世俗又超越世俗的"内在超越"成为真正的可能。     

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

“体知”（embodiment cognition）,即“体之于身”的身体之知,它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借助意识、借助思维的“识知”或“思知”,其乃为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一种深入的考查将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体知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在于这种身体之知以一种“思在合一”的方式,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一种不无独特的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之中。正是这种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两性交感以及以生为道的身体,而且同时也使其身体之知具有直觉性之知、关系性之知以及践履性之知这三个极为突出的基本特征。因此,由于以本体身体及其生命逻辑为深刻依据并作为其忠实体现,这使中国古代的体知并非流于一种非理性、神秘化的“原始思维”,而是不失为理论上不无自洽、不无成熟的人类又一自成一体的知识论体系。正如该体知思想曾根深蒂固地支持着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文明的过去那样,我们相信,在人类业已对唯科学主义深入反思的后现代的今天,它也将以其鲜明的根身性、具身化的特点,并作为对唯识主义的“以身为殉”价值取向的纠偏和批判,与当代西方的人文主义知识论思想合流,而为人类新的文明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理论贡献。     

可贵的哲学探索--读刘怡翔先生新作《同一论》

矛盾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矛盾的对应性与同一性的关系问题又是矛盾学说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刘怡翔先生历多年心血撰著的<同一论>一书,正是国内学界近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的研究而推出的一部颇有学术份量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