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论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不仅体现在宪法135条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上,亦体现在宪法129条关于"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中。全面认识三机关的宪法关系,需要将这些条文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中去理解,尤其是正确把握宪法135条和129条的关系,关键是处理好检察机关既履行诉讼职能又履行监督职能,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既是诉讼监督又是诉讼制约的关系。无论从概念上、法理上还是规范分析来看诉讼监督和诉讼制约都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分在理论逻辑上容易做到,在司法实践中却容易混淆和替代,这是检察机关肩担双任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独特性所在。正确处理三机关的宪法关系,需要发挥诉讼监督与诉讼制约两个方面的作用,将监督和制约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相互作用,才能保证司法权规范、健康、合法、高效运行。     

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以1978年以来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变迁为视角

我国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一直在颇具争议中蹒跚前行,文章通过对民行检察监督发展历史的回顾提炼出三点规律性认识:理论的争论和误区导致实践的停滞或缓慢发展;检法关系的博弈影响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法律制度规定不完备的情况下地方检察机关的探索性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继而透视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中应完善的路径: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宪法定位与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和背离，这种背离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关于检察制度的质疑牙口争论。导致法律监督职能“表达”与“实践”之间背离的原因是法律监督立法本身不协调、法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移植法治”的路径造成检察制度多元混合体的弊端、制度变革中“立法推动主义”路径的局限以及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卷化”倾向等。“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引起理论争议从而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威，也可能促使检察机关采取推动法律监督立法、成立专门的诉讼监督机构等多种措施强化法律监督，以逐渐找回自身正当性的定位。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及其不可消解的原因——兼评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理论核心，哈氏在该书中的深层用意是通过具有交往理性的人们在“理想情境”的立法程序下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张力得到消解。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可消解的，这是由法律语言的情境性和模糊性特征、成文法立法的局限性、代议制立法的缺陷以及法律的规范有效性评价标准多元且这些标准本身无法证成等原因决定的。     

职务犯罪案件监检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展，案件办理程序呈现“调查—起诉—审判”和“侦查—起诉—审判”二元双轨制模式。“调查—起诉—审判”模式具有“程序二元”和“证据一体”的特征，决定了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监检衔接包括了理念、程序和证据三方面问题。高效顺畅的监检衔接，要求双方秉持以宪法为根本遵循、以案件质量为生命线、以“三效统一”为最高标准的执法司法理念。从实践看，监检衔接总体顺畅，但在提前介入、退回补充调查、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和证据衔接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监检双方密切配合、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切实提升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质效。     

中国法治的政治分析：“笼中鸟”还是“风筝”？——兼评《笼中之鸟：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

法治从在西方产生时起就不是远离政治，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妥协的产物。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既非在政治牢笼之中受困，也非在理想中自由翱翔，而更像是受政治之线牵引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