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疑难案件”的裁判进路：法律原则

WTO争端越来越体现为一种“法律之争”。然而法律规则的默不作声、WTO规则体系的纷繁复杂和新技术的层出不穷，都给妥善解决WTO争端带来难题，并由此出现“疑难案件”。在法哲学领域，德沃金与哈特围绕“疑难案件”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德沃金强调法律原则的地位并提出“法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解释概念”的经典理论，这与目前WTO争端中强调的整体性解释方法不谋而合，无疑为WTO“疑难案件”的解决打开一扇窗。以“规则”为导向的WTO法律体系不仅包括外显的规则，而且包括内含的原则；在重大“疑难案件”中缺乏法律原则的铺垫和支撑，甚至将导致对法律规则的误读。而WTO中国涉诉案例中法律原则的适用也表明，裁判者对法律原则的适用态度逐渐积极。对于法律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把握WTO法律体系，提高中国法律论证的水平。     

论国际投资秩序中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二元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考察与理论解释

投资者和东道国是国际投资秩序“平衡木”的两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投资秩序侧重于投资者保护,然而,晚近东道国对国家规制主权空间的强调,使得二元主体结构间的冲突重回各界关注视野.中国作为资本输出、输入大国的“双重身份”,迫切要求处理好投资者保护和国家规制二元结构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实施投资体制改革、践行良好的规制实践,以保持引进外资的“制度引力”,防范国家规制违反国际条约;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开展负责任的跨国投资,保持与东道国间的良性互动,防止跨国投资违反当地立法.对中国而言,在新形势下处理好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利益关系,有必要历史性地微观考察中国历年来投资协定的发展脉络,把握晚近全球投资争端和双边(区域性)投资协定的变迁、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而探讨中国在投资保护与国家规制中的新范式.总之,对当前投资秩序中二元结构的考察研究,这对正在进行国内投资体制改革和参与国际投资秩序构建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WTO争端解决参与机制的巴西模式及其借鉴

巴西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之一,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独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参与机制: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组成的、由巴西律师海外实习项目和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育支持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认知共同体协同机制。较中国而言,巴西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参与的先行者。巴西在积极主动应对贸易纠纷、加强政府部门之间合作、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美国贸易救济案例中的裁决准则与新近变化:基于美对华太阳能“双反”案的考察

美国对华光伏太阳能"双反"案持续一年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实质性损害的肯定裁决,意味着该案暂告一段落。但是本案中美国政府(商务部)的裁决准则和贸易政策的新近变化,却值得后续关注。尤其是案件中涉及调查范围、替代国选择、单独税率、双重救济等法律问题,颇具代表性,并且对今后的"双反"案件具有很强的指示效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于上述法律问题的理解,中美双方仍然存在分歧,贸易纠纷并未停息。     

WTO下中美贸易争端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源远流长，自中国入世之后，中美贸易争端日趋频繁。梳理总结中美在WTO下的已有贸易争端，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两国的贸易关系和美国在WTO中的参与实践。同时，中国也正是在和美国不断“交手”的过程中日渐成长。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在WTO中的参与能力仍是中国所难以企及的。展望中美贸易未来，贸易争端还将不断上演。     

数字贸易的“风险二重性”与规制合作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贸易模式,地位日趋重要,然而当前针对数字贸易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呈现的仍然是差异化和碎片化的治理结构。由于数字贸易本身的"非物理化"特征,使该贸易模式蕴藏着新型风险。一方面,数字贸易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消费者隐私泄露、网络洗钱等"原生风险";另一方面,针对以上"原生风险",国家基于网络安全、公共道德例外等实施新的规制措施,但却受缚于传统贸易下的国际法承诺,因此规制措施可能被判违反国际规则,由此形成规制的"次生风险"。关键还在于,当前WTO主要成员数字贸易规制理念和路径呈"三足鼎立"之势,对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争夺激烈,这进一步加剧潜在争端的可能。全球数字贸易良性发展更寄希望于各方化解分歧、实现双边、区域和多边的规制合作。中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为其互联网法律治理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降低数字贸易中的国家规制风险。     

突发公共事件中特殊主体的人权保障——以地震中儿童人权的法律保障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权的保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更是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以地震中儿童人权的法律保障为视角,探讨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儿童的人权。     

“许霆案”的法理学思考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法的“空缺结构”特征必然会产生解释上的分歧。对个案来说，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不能求助立法的修正以图为案件树立新的法律依据。因此在个案中，和其他解释相比较，法院的解释无疑具有终局性和决定性。文章以“许霆案”为背景，以案件争议的焦点为对象，以哈特“法的空缺结构”和德沃金“法律的整体性”解释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许霆案进行法理学思考。认为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应该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将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     

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特点与功能——以中国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为切入点

贸易政策审议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法律机制之一,目的是确保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和措施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保持一致,加强其他成员对被审议成员经贸政策的理解,同时监督、鼓励各成员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2012年6月12日和14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在本次审议中,各成员提出的问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都超过了前三次审议。对本次贸易政策审议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功能与特点。对各成员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可以让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在融入多边贸易体制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新特征:基于中国在欧洲实践的考察

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举步维艰,使各国对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更加重视。新近,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也已成为中国促进贸易发展的新平台,中国正着力构建自身的自贸区世界版图。在区域自由化进程中,一方面中国积极开展与亚太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忽视与欧洲国家的经贸联系。2013年《中国-冰岛自贸区协定》、《中国-瑞士自贸区协定》相继签署。基于对上述自贸区协定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自贸区建设正呈现出关注海外投资企业、注重协定实际效果、友好解决贸易摩擦、不断推进新领域的开放和合作等特征。中国在欧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助于保护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深化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交往;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的话语权,防止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