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研究80年

中共五大的研究从会后即已开始，至今已走过了80个春秋。然而受传统的“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说法的影响，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五大地位和历史功绩重新认识的争论才拉开了五大科学研究的大幕，其间经由相关文献资料编译出版的推动，使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值五大召开80周年之际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更为五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毛泽东为何三次提议将中央会议选在庐山召开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一句"庐山天下悠"给人们带来无限遐想的同时,也成为对人文历史悠久、自然山水优美、旅游生活悠闲庐山的经典概括。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央会议召开地的考察,我们发现,除首都北京外,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以及北戴河等地都曾召开过中央会议。     

一场生动的形势报告会——忆胡耀邦同志在永新

正1962年12月上中旬的一天,挂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的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与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一道,从井冈山茨坪返回湖南途中来到永新县,在老红军、县委副书记兼县政协副主席林才干和县公安局教导员王春阳等同志陪同下,沿途考察了部分乡村及散落其间的革命遗址、旧居等。     

试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承担机会”的追求——以梁漱溟为例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舞台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饰演着主要角色，徘徊于国共两党之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势力，他们也一直追求着，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承担救国的一份责任，同时，他们的价值也只有在救国的途径中才能为人们所重视，于是他们追求着一种对社会的“承担机会”，并在实际行动中珍惜着这样的机会，梁漱溟便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论新中国以来村级治理主体演变的三个阶段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的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透过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土地制度与国家政策以及现实当中的各种问题对村治主体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也谈中共五大土地问题决议案

中共五大首倡土地革命之功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人们同时也认为五大时土地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缺陷,那就是五大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不彻底,因为该决议是根据当时国民党所定的小地主标准而制定执行的,而这一标准过高,如此一来就"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使得党在五大后不能很好地解决土地问题。通过对当时农村土地分配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事实也许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