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然契约与纯粹程序正义:走进罗尔斯的正义世界

罗尔斯在建构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世界的时候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契约论,他认为他的假然契约论可以在避免古典契约论弊端的同时更好地用于解决正义问题,而且它所达到的效果是功利主义无法比拟的;二是程序正义,罗尔斯认为通过这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就可以实现对他的正义两原则的选择,进而完成作为公平正义世界的建构.     

政治义务的概念考量

人们究竟对政治义务持证成还是证伪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对政治义务本身的概念界定有着莫大的关联,不同的界定很可能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政治义务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下是一个很繁杂的概念。对政治义务的概念考量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义务与责任做出区分;二是对政治义务与道德义务、法律义务做出区分。     

空想社会主义:一种被遗忘的共和主义叙事——基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乌托邦思想之考察

虽然说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阐发的空想社会主义属于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新的理论阶段,但是在叙事话语和逻辑内核方面他们很大程度上承续了柏拉图和莫尔,即乌托邦思想中潜藏着共和主义叙事。不仅如此,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共和主义叙事,同样被遗忘于共和主义知识谱系之外。通过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我们着重从共和主义的视角对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诠释,并希望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重新书写到共和主义的政治光谱之上。     

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康有为和严复进化论思想之比较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理论地图上,康有为因其对大同世界的天才描述而获得了一个永恒的理论坐标.殊不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铺陈和展开还应该给予另外一个人应有的理论尊重,那就是严复.这一点很早就已被毛泽东认识到了,所以他把康有为和严复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我们认为康有为和严复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从根本上说与他们的进化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尽管他们二人的进化论具有不同的逻辑进路和理论言说风格,但是相同的社会语境却促生了他们许多重叠的理论思考议题,这也使得他们的进化论论述又具有了某种相似性,其中突出地体现为二人摇摆于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特点.     

“富强”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定位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西方的冲击”,一开始就面临着“他者的在场”,而且“富强”议题迅即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富强”语境中进行的.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争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即中国是否拥有现代化的主体性地位.针对此问题,我们从两个维度进行了剖析:一是从中国的外部而言,我们通过“刺激-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两种范式的比较强调了中国的现代化主体性地位；二是从中国的内部而言,我们通过对韦伯命题的批判而主张中国的现代化主体性地位.     

柏拉图反民主思想：阐释、分析与评价

本文对柏拉图反民主思想中的反民主成分与民主成分两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又做了简要评价,认为柏拉图反民主思想是有一定价值的,无论从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是从它对现代的影响来考虑,都不应该将它完全地加以否定。     

公平游戏理论与政治义务

随着公民个体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政治共同体在向其施加政治义务时必须提供正当性的道德理由。在处理政治义务的证成问题上,自愿主义理论曾发挥着最为重要的解释功能,但是它本身存在着无法自我辩护的致命性缺陷,这也迫使人们寻求其他新的政治义务证成路径。在其中,或许当属公平游戏理论最有理论希望来夺取政治义务话语主导权。具体来说,公平游戏理论具有两个不同但有关联的版本:一个是哈特-罗尔斯版本的公平游戏理论;一个是克洛斯科-阿尼森版本的公平游戏理论。通过对两个版本公平游戏理论的政治义务证成能力进行检视,我们发现公平游戏理论根本无法替代自愿主义理论而承担证成政治义务的理论重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要假借自愿主义理论的辅助来达到对政治义务的证成成效。不过,在我们看来政治义务问题其实最终不是关乎证成路径之争,而是关乎意识形态之争。     

“富强”语境下的可欲性自由剖析——康有为和严复自由观之比较

由于西方的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一个转型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康有为和严复以各自的理论视角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而在当时富强也几乎成为压倒性话语。即便在富强语境下,康有为和严复依然为自由留下了探讨的理论空间,某种程度上他们探讨的就是自由与富强的关系问题,他们主张在富强语境下自由也是可欲的,只不过它被富强所涵容而已。通过文本解读,我们发现,康有为和严复二人基本上都对自由作积极和消极两种解,也就是说他们既承认自由是一种工具善又承认自由是一种目的善,不过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康有为更多倾向于积极自由,而严复更多倾向于消极自由。     

善、国家中立性与政治义务

根据自由主义的思维逻辑,政治共同体在向公民施加一种政治义务时也意味着向公民施加了一种善,而这明显地违背了国家中立性原则:即政治共同体不将任何一种善加诸于公民身上。所以,自由主义基于国家中立性原则否定了政治义务的正当性。当然,自由主义对政治义务的这种证伪逻辑还需要依靠一个前提预设,那就是政治义务是一种善。     

“富强”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一种以19世纪末20世纪为时间段的考察

“富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社会议题，也可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寻求都是在“富强”语境下进行的。这一语境中，“富强”议题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使得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融入了浓重的中国化的现实因素，这突出地体现为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化≠西化。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对于他者的经验应该学习，但不可无选择地一味模仿。只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明确树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这种寻求才是有希望的，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探求对于我们当今现实的直接或间接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