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分析

文中以系统论的视角来分析外部环境建设对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影响,提出应当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等方面来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供保障。文中建议: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财政支出比例;稳定劳动就业,刺激消费投资;降低收入差距,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增长,提高福利水平;加强政治建设,构建法律体系;发展私营部门,完善社会保障;提高信息科技水平,加大人才培养。     

残疾人社会福利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文中从收入保障、服务体系、法律制度、教育福利、就业福利、公共福利和康复福利等方面对各国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比较,并得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设立多种残疾人津贴,动态提高标准;按残疾程度和家庭规模微调津贴标准;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残疾人服务内容;提供主体多元化,促进残疾人福利社会化。     

谈谈对高中教育实行学分制的看法

高中实行学分制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但据广州召开的“全国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研讨会”传来的消息，从明年开始，我国将在普通高中进行新课程方案的试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增设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广东、湖南等省已经向教育部提出全面实行学分制的申请；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去年９月入学的高一新生已经开始实行学分制了。四川省还将在另外三所国家级示范学校推广学分制。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学分制的实施既有它的优点，又存在着不足。实施学分制的优点是：１．学生凭自己的…     

新公共行政的精神：建立在政体价值和公民精神之上的更大的善——兼论近十年来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改进

本文重点评述了弗雷德里克森关于公共行政的精神.弗雷德里克森从“公共”和公共行政中的“公共”人手,阐述了社会公平在新公共行政中的地位,从而使公共行政具有善的基础.弗雷德里克森指出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实现全体公民的利益而维护政体的价值,因而是一种国家层次的更大的善.新公共行政的精神就在于追求实现宪政民主和公民利益的更大的善.本文还分析了近十年来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改进,并对我国公共行政进行了展望.     

我国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状况实证分析

2010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文中从社会公平理论出发,通过构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评价模型,运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对机构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的生活保障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1年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系数r≥1,2012年27个,2013年28个,表明绝大部分地区孤儿基本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水平。孤儿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     

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中对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概述，当前农民工教育培训率较低，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产品具有正外部性以及农民工教育培训对个人社会均具有较高回报率，我国应该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增加教育培训投入，建立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完善教育培训内容，构建综合教育培训平台；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拓展教育培训主体。     

清代朝廷与府县的关系——以乾隆与正定府为中心的探究

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国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影响皇朝稳定、分裂统一、社会民生的重要环节,各王朝无不精心设计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制度与机制,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义务,从而稳固统治。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除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有着鲜明的特色外,其朝廷与府县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对而言,学界对此研究相对较少。笔者以乾隆时期朝廷与正定府的关系为中心,从乾隆皇帝临幸正定府、朝廷对工程监管、营伍管理、纠察大案、防灾赈灾等方面考察乾隆时期朝廷与正定府的互动情况,以期加深对这一时期朝廷与府县互动关系的了解,从而更加全面的认识清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抗战时期的中日货币战

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战,是日本企图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币制,摧毁中国经济而引发的。在货币战中,日军试图通过从货币市场上驱逐中国货币,争取有利于敌伪货币的比价,套取中国的外汇,抢夺中国的金银,伪造中国的货币等手段,以达到彻底破坏中国固有货币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套取中国外汇已不可能,日本又以物资战的形式大打货币战,将法币推向国统区和根据地,以抢购物资和加剧未沦陷区的通货膨胀。日本的这种一石三鸟的货币战略,尽管在货币战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最终随着其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彻底终结。 1931年至1945年的中日货币战,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1937年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货币战基本上是区域性的,特别是由于1935年以前的中国货币尚未统一,日本也没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战,日本以争夺中国的地方货币权为主。     

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

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抗战时期党尽一切力量创办对外宣传阵地,并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进行对外宣传报道,还派遣部分同志到南洋进行新闻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保存进步文化力量,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建立了新的文化阵地。1944年,随着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中共对外新闻宣传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通过长期努力的对外新闻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并使之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活动,为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