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动员型参与和制度化参与比较研究

毛泽东钟情于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革命动员型参与。相比之下,邓小平更重视政治稳定,主张把政治参与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使政治参与实现常态化、理性化。民主观的差异和对官僚制的不同看法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政治参与方面出现较大差异的理论根源。     

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中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

欧洲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国家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欧洲现代国家构建内在包含着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国家构建的双重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形成在时间上早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在逻辑上优先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从国家构建动力的角度来看,民主化抗争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推动了欧洲国家的民主转型,而且促进了众多的民生制度建设。从国家能力与民主化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强国家能力是公共权力民主化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公共权力民主化是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条件。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启示在于:现代国家构建与公共权力民主化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能够达到辩证统一。     

权力、支配与国家利益:韦伯政治思想中的逻辑关联

韦伯的政治思想涉及到国家、权力、支配、合法性、官僚制、议会制和民主等众多概念，体现着复杂性。实际上，韦伯构建的以权力支配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政治的终极价值（表现为国家利益）具有绝对优先性，权力及支配结构（表现为官僚制）只是达致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已，而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善于运用权力进行支配活动的政治家，政治家的产生和培养需要良好的政治教育，特别是需要一个强大的议会制。弄清这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深入理解韦伯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协商民主重要思想的鲜明特征及重要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协商民主思想体系,具有战略性、创新性、人民性、实践性等鲜明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对习近平协商民主重要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一种自由价值观的视角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与最高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解放学”。马克思主义自由价值观这个理论内核一直深深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成为贯穿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中的一条主线，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力提升的历程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通过提升基层组织力来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基层组织力提升可以分为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尤其是新时代的飞跃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基层组织力提升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党员质量,必须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必须以实现群众利益为出发点。     

执政转型背景下中央常委会体制改革及评析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作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其具体运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备受关注。在执政转型背景下,2002年以来,中央层面对常委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具体体现在最高权力交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制度化、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健全以及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这四个方面。总体来看,中央层面的常委会体制改革显现出实现最高领导体制模式的稳定化和规范化、渐进性推进党内民主和提高执政能力、坚持常委会体制三个趋向。     

常委会体制与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在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常委会事实上分别承担着全国以及各地方绝大多数重大事情的决策,主导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以各级常委会为核心的权力运作机制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体制。常委会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其健全与完善对于党内民主具有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是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与突破口。在实际运作中,常委会体制存在决策权过大和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出现决策的非科学化以及监督乏力等问题。健全与完善常委会体制的根本路径是明确权力范围,使其真正回归其制度设计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