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

胡宗山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但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     

新公共外交之“新”

郑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发表的《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公共外交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路径已成为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达成的共识。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在发表于《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的《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一文中指出：有关国际关系学之“中国特色”的讨论，近一时期重新热烈起来。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加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有意思的论点论据，例如秦亚青教授提出的“三个源泉”的看法（即中国古典中的精华、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思想成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累的新鲜经验）；二是中国实践达到新的阶段，国内外都要求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

季晓丹、王维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2期的《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及发展特点》一文中指出：从建国初期至19世纪末,美国的海洋安全政策主要是为美国的独立、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服务的。     

确立系统安全观是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的需要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的刘跃进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载《学习时报》2005年4月18日）一文中认为，在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下，如何切实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已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议事日程上的重大问题，也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文章指出，从战略高度看，当前必须要全方位认识国家安全问题，确立一种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制定真正的国家安全法，形成完整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     

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使用规范的手段进行研究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有专门刊登以计量统计和数学模型分析国际关系的学术刊物，方法论的研讨在那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自己提出的命题进行严格的精确的检验是判别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整体上欧美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精密科学和实证逻辑，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是必然的

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一文中，作者秦亚青教授提出了3个观点：第一，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第二，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第三，中国学派产生不仅可能，而且必然。150多年来，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最大问题是认同困境。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     

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在《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发表秦治来翻译的格鲁姆《国际关系学：从不仅仅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一文前，“内容提要”概括指出：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即使西方一直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它也仍然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统一体。纵观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美国的现实主义受到了结构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批判理论的挑战；从学科现状来看，西方的狭隘主义正在逐渐消失；从美国以外的区域来看，欧洲大陆学者在战略研究、冲突研究等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次领域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要服从公民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作的《和谐社会中的法治》的讲演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精神要件，其中一个理念就是：法治社会要奉行人道主义文化和权利文化。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从制度上解决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被设计。在这个宣言发布之前，公民都是服从国家的，宣言发布以后，这个关系被颠倒过来，不是公民服从国家，而是要求国家服从公民。人们组建政府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让公民的权利最大化，这就是人权宣言留给后世的财富。1804年法国民法典制订出来以后后世都在模仿，被称作法典的样板。它要解决的是财产的所有权问题，要解决财富对人的意义问题，要解决人和人之间关系当中的权利问题，由此法国就形成了一种权利文化。国家怎样保降公民权利的最大化，每个人就怎样尊重他人权利的最大化，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就被称作权利文化。2004年我国宪法的修改增加了一个最耀眼的条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条款的增加就预示着我们的制度就是要以人权的实现、人权的保障作为基本特征和原则。这种文化如果要对应一种文明，那就是法治文明，也就是国家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     

甄别和校正国际关系学科术语中文译法意义重大

刘丰、张睿壮在《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