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尚用崇实的文艺美学观

孔子是我国古代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美学家。他提出了尚用崇实的文艺美学观,这一思想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兴观群怨的审美要求;质文并茂的审美主张;思无邪的审美标准;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尽善尽美的审美准则。孔子的尚用崇实的主张,对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中国古典和谐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美学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美思想,中国古典和谐美以"中和"思想为特征,对和谐美的追求渗透并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试图从考察中国古典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谐美思想的文化根源和哲学基础,践行和谐美思想的积极意义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认识和谐美,践行和谐美,使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中的目的论思维方式浅论

从哲学史上看，在古希腊哲学关于自然的探讨中就出现了与机械论相对立的目的论思想，而这种自然观上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现在，令人关注的是在当代新科学观（譬如系统科学、分子生物学、宇宙论等）中的许多方面，人们发现了以目的论形式思考的优越性。基于西方哲学中目的论思想的文献价值和当代影响，有必要从源头上追溯古代和中古哲学中的目的论思想，而这种追溯将为我们理解古代和中古哲学的思维方式提供一个不错的视角。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战略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制定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纲领、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主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演进和实施文化发展战略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很多深刻的启示。     

论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农民思想道德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农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针对新时期农民思想道德现状,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明确认识,端正态度,在农民思想道德建设中起到领导和带头作用。同时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和形式,建立有效的道德报偿和道德监督机制。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之探析

我党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标志着我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科学分析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实质,明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探讨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初探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这一时期,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老一代传统农民工不同的特征,同时具备了当代青年人的时代特点。这一群体的思想状况如何,以及怎样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社会必须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的认识,明确其思想问题的成因,积极寻找解决对策,从而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滥用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即构成犯罪

【裁判要旨】滥用职权虽未给国家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但已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的,应认定构成滥用职权罪。口案号一审:(2012)温鹿刑初字第1634号二审:(2013)浙温刑终字第137号【案情】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黄定俊。2000年8月至2006年5月,被告人黄定俊和陈某某(另案处理)在温州市鹿城区进城口改建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工作期间,负责拆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取向演变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的策略、方针、措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有一个基本点和共同点,也就是改革。这个政策没有变,变化的是改革过程中农村政策的取向。农村改革不同阶段的农村政策取向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1978年至1984年底,农村改革的启动与突破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以农民获得自主和实惠为取向;1985年至1992年初,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展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以市场化为主要取向;1992年初至2002年底,农村改革的深化与攻坚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主要以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取向;2002年底至今,农村综合改革与创建新制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取向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在我国立法层面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仍取决于在司法实务中的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分析W市法院近三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务中仍存在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识不统一、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不明确、重复自白是否可采具有争议、程序性情况说明尚普遍存在等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首先需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新观念,同时要着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泛化。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落实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对控辩双方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实行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辩方提供的线索或材料只需达到“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样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即可,控方的举证则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对于有辩护人的案件,尽量保证在庭前会议中最大可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避免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