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康德与马克思

本文比较了康德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思想。文章尤其关注两个问题:革命热情对政治解放推动者之动因的影响,及其在阐明进步的可能性时对后世起到的教化作用。在这两个方面,康德与马克思对革命的辩护都是在阐明人类而非个体的道德进步可能性的背景下作出的,并且揭示了朝向一般性道德目标迈进的集体能动性的核心地位。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让我们得以为对康德政治思想的这样一种阐释做辩护,即其思想深受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的影响;也使得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从这样一种解读中拯救出来,即认为其历史哲学与道德无关。同时,反思具有变革意义的集体能动性的作用和前提同样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它令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估政治事件的意义,即它首先重塑了政治可行性的边界,其次在激发未来进步的主动性时起到了教化作用。     

法家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及其当代反思

基于现实政治产生的“君—官—民”三层结构,法家创建了一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其中包括术治治理体系和法治治理体系两大部分,两者相互配合融合,分别对官僚队伍进行专门治理和官民进行整体治理。术治治理体系的内核是帝王心术和官僚组织管理技术,法治治理体系是依靠君、官、民三大主体建立起的一个使法必行的系统工程。这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为即将诞生的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世王朝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解析这一综合治理体系的内容构成,分析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传统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之道,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也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