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犯罪立法之反思

1997年刑法典把国家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是立法者在积极政治观指导下高估立法能力和司法能力的产物。从消极政治观、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机关犯罪本身的内在缺陷等方面来看,应取消机关犯罪,把机关排除在犯罪主题之外。     

司法透明视野下的司法与社区关系构建

如何构建司法与社区的对话机制、如何使社区更了解司法的职能活动、如何促进司法与社区的良性互动,是一个摆在各级法院面前的崭新课题.构建司法与社区的新型关系,是实践司法性质、彰显司法民主、实现司法正义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益、培育法官素养.在司法透明的视野下,需要重构司法与社区的关系,除了已经在实行的庭审直播、巡回审判等外,还可以着重开展法官的社区知识培训、设立社区工作日和法院开放日、为公众知悉审判信息提供方便、法院网站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工作.     

在经济犯罪中增设资格刑的几点构想

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已经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需在资格刑体系中增加设立"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的内容,即在对经济犯罪进行有罪宣告时,同时宣告其不得从事一定的职业,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资格刑的内容、适用主体、期限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在经济犯罪中增设资格刑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职业律师的素质要求

律师制度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实现司法正义所必不可缺少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作用是通过律师的法律活动体现出来的。这就对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律师的职业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着律师制度能否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出设置它的应有效能。因而，在理论上研究律师的职业素     

《律师法》的定位探析——关于《律师法》修改的一点思考

社会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某种社会制度越是向前发展，该制度领域暴露的问题也越多，因为某种制度改革一旦开始，必将激发社会主体在该制度领域释放出空前的活力并对相关制度体系甚至整个制度基础产生更高的内在要求，并将持续到这一制度趋于完美成熟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如     

曹而丰诈骗案——量刑模式的设置

曹而丰诈骗案涉及的量刑分歧，是因为《刑法》时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数额犯案件的量刑方法未作明确的规定。本文通过时具体案件的思考，结合对未遂犯给予刑事处罚的法理学根据和理论基础，为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的、切实可行的量刑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机关犯罪否定论

我国刑法典把国家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 ,是立法者在积极政治观指导下高估立法能力和司法能力的产物。从消极政治观、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机关犯罪本身的内在缺陷等方面来看 ,应取消机关犯罪 ,把机关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     

机关犯罪否定论

97刑法典把国家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 ,是立法者在积极政治观指导下高估立法能力和司法能力的产物。从消极政治观、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机关犯罪立法本身内在缺陷等方面来看 ,应取消机关犯罪 ,把机关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     

入世后中国刑法的调整与更新

为适应入世的要求,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法律的刑法,也必须要从基本的价值理念到具体的制度,作一个全面的调整与变革。具体地说,在价值取向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成为刑法的优先选择价值。在刑事政策上,正确处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关系,科学划定犯罪圈;更新刑事处罚理念;以行刑社会化为指导,重构行刑模式。此外,在犯罪主体、犯罪类型及刑法条文结构等方面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亲告罪”的范围界定

通过比较研究,在坚持现行刑法对亲告罪的合理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应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在界定亲告罪范围时,应遵循"亲告罪是轻罪"和"被害人易举证"两个标准.并依据这两个标准,把亲告罪划分为"基于特定身份产生的亲告罪"与"基于特定损害产生的亲告罪"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