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地区"民转刑"命案的防范机制探究 ——以无锡市"民转刑"命案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减少经济发达地区"民转刑"命案的发生,对于维护社会的整体和谐意义重大.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发生的"民转刑"命案除了具备"外来人口占多数"、"犯罪人学历层次偏低"等常见特征外,还呈现出:女性犯罪人涉案比例偏高、农村地区命案比例上升、"婚外情"等情感纠纷成为命案发生的重要诱因等新型特点.对此,除了应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有效管理、健全社区警务建设外,还应从根本上保障全社会的民生利益,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同时,应适时提升现有社会调解机构的人员配置,建立起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并且应加强法制文化建设,提升民众的道德观念.     

关于风化犯罪立法的完善——以东南亚3国与中国的立法比较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东南亚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泰国、越南、新加坡3国与中国关于妨害风化犯罪的立法比较,发现其各自不同的法律特色;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法律文化上有诸多共性,这对我国法律的完善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投放兴奋剂行为之入罪化探究--以张某投放兴奋剂案为视角

在竞技体育中,恶意投放兴奋剂的行为对相关运动员和体育运动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司法机关却不能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犯罪,这不仅导致了司法实务部门的困惑,也使民众对司法公信力产生质疑。刑法的过度扩张会造成人权侵犯的危险,立法者在将某一行为入罪化时应保持足够的谨慎。投放兴奋剂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践中较为常发且现有法律不能有效加以调整,故在现阶段将该类行为入罪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从习水性侵害幼女案谈嫖宿幼女罪的适用

嫖宿幼女罪是从强奸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罪名,两者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当行为人嫖宿幼女具有一般情节时,应适用嫖宿幼女罪。当嫖宿行为具有符合强奸罪的加重情节时,虽然强奸罪的最高法定刑比嫖宿幼女罪为重,但综合考量强奸罪的法定刑排列顺序、嫖宿人的主观意图、幼女的过错等方面,以强奸罪论处的刑罚并不意味着比嫖宿幼女罪为重,因嫖宿幼女罪的特殊规定性,以嫖宿幼女罪论处更为合理。行为人以嫖宿的方式与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明知该幼女是被强迫卖淫的,只要自己未实施该强迫行为,都应以嫖宿幼女罪论处,同时也不构成强迫卖淫罪的共犯。     

售后包租行为之法律性质探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为视角

售后包租是开发商的促销手段之一,但“包租”约定,使得售后包租的行为具备了“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特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应保持足够的谨慎,其直接原因在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由“强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进行转变,政府应当适当放权,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慎用也使得存款人能够以被害人的身份来维护其债权。对于售后包租的行为,只要开发商已经依法取得了预售销售许可,通常就不应将其认定为“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间所产生的纠纷,应通过民事领域的法律加以解决。     

完善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的思考

对涉案未成年犯罪人进行人格调查,是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所探讨的热点问题。随着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颁行,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格调查在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中的地位。但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十分概括、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作明确的说明,以致司法实践中"乱象丛生"。实务中的困惑,呼唤着理论部门的进一步研究。一、我国当下人格调查制度之不足1.缺乏实体法律根据,理论定     

从方舟子遇袭案谈立案标准在刑法中的适用

在刑事法领域,立案标准应是司法人员认定犯罪时的参照标准,但在实践中,立案标准的功能却被无限扩大化,以致于被视为是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功能的错位,导致一方面将虽符合立案标准但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另一方面又将虽不符合立案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一概不认定为犯罪,这便出现司法中许多案件的处理结果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对立案标准的性质作正确认定,即立案标准属于司法解释而非法律本身,立案标准是认定犯罪的重要参照因素但非唯一标准;其次,在司法操作中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权,唯有如此,才可以使法官真正做到以刑法条文为根据,结合立案标准和案件中的其他情节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对某种犯罪的成立与否进行合理认定。     

外来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犯罪状况之实证研究

对外来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犯罪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对于更好地防范此类犯罪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课题研究显示,长三角地区的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犯罪状况,除了具备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涉案比例高、案发呈现逆向上升趋势、毒品犯罪严重等特点;总体上看,民族身份并非犯罪发生的突出因素,但内在身份认同感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和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以及当下民族政策的适用存在密切的关系。对此,从个案层面看,需要司法机关能在刑事诉讼中尤其关注涉案主体的审前人格调查,考察其成长经历尤其是民族身份所隐含的内在影响,从而更好地实现特殊预防。从社会整体来看,除应加强对外来少数民族群体的权益保障、大力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繁荣稳定外,还应正确处理好"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