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执政文化的价值判断及其现代转化原则

我国传统执政文化的理论内涵极其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要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坚持开发价值与清除糟粕并行、一元指导与多元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对传统执政文化进行必要的现代转化。     

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五大”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高度凝练和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精准判断和定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创新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美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新内涵,科学规划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十九大历史性地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境界。     

回顾与梳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的整体性考察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治理的全局,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理性提出并逐步形成的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思维、新论断。整体性考察"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不仅能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提供一定的理论向度,而且对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境外媒体及国际社会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评述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引起了境外媒体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有人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提出些许的质疑,但是,总体上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反响和评价是客观、积极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理论创新:主客观需求、路径选择

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角色的转变、执政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执政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价值思潮的交锋、交流与交融,在主客观方面都急切地需求推动执政文化的理论创新。而要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理论创新,必须选择一定的创新路径,即:遵循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剔除与传承;辨析与借鉴。     

多层次论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现条件——基于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理论解读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不例外,也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梦”,必须注重立法层面的科学性、执法层面的严格性、司法层面的公正性、守法层面的普遍性、监督层面的实效性.同时,在处理“党与法”的关系方面,必须把握党领导权运用的适度性;在“德与法”关系层面,必须注重“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性;在“礼与法”的关系层面,必须注重“礼治”对“法治”的辅助性.     

党的执政权威重塑——从党内部分党员道德失范论起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出现,尤其是党内部分党员道德失范现象的严重性更要引起重视.党内部分党员道德失范实质上是指党员个体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社会精神层面上出现的危机和冲突.党内部分党员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严重地影响和降低了党的执政权威.本文试图通过对党内部分党员道德失范的原因进行分析,积极寻求控制对策,以遏制党内道德失范现象的产生和漫延、重塑党的执政权威.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域外视角研究述要

国外学者历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动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动向始终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热门问题,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分析.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因出色地应对全球化挑战,获得世人瞩目的执政成就,亦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视野中的一大焦点.梳理辨析、并合理地吸收借鉴国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对开拓我国学界眼界和思路大有裨益.     

政治新课标理念下的研究性学习

2001年教育部在其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明确将“研究性学习”列入“必修课程”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之中。2004年,国家教育部的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倡导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充满教学民主的过程中,提高主动学习和发展的能力”。这样的提法就把单纯的“研究性学习”上升到一个学习方式、教学理念变革的高度,它促使我们应当重新对“研究性学习”进行哲学上的反思和定位。一、研究性学习的逻辑前提——知识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探究一下“研究性学习”的哲…     

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现条件——基于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理论解读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不例外,也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必须注重立法层面的科学性、执法层面的严格性、司法层面的公正性、守法层面的普遍性、监督层面的实效性。同时,在处理"党与法"的关系方面,必须把握党领导权运用的适度性;在"德与法"关系层面,必须注重"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