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其核心议题还是其研究方法,都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转变,都更加专业化。本文通过对IPE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发展的全面评估,意在回答如下三个核心问题:20世纪70—80年代“吉尔平式”的IPE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谱系上有何特征;90年代以来,在“第二代IPE学者”的努力下,IPE在研究议题、知识谱系以及分析方法上出现了哪些重大学术转向;IPE在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崛起：世界体系发展的终结还是延续？

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主题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中国

在过去三十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学术界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正在改变着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这种二分法;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中,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IPE正在改变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和分析方法。     

经济安全与中国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由此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挑战,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意识到国家经济安全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性。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中国崛起:世界体系发展的终结还是延续?

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不仅面临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挑战 ,而且面临着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挑战。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 ,以期回答西方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生产者 ,而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消费者。文章的结论是 :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价值选择 ,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 1 50年历史表明 ,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政治选择     

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续完)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不仅面临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挑战,而且面临着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挑战。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以期回答西方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生产者,而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消费者。文章的结论是: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价值选择,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150年历史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