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

由于立法技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法官思维能力以及司法体制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近年来的司法解释日益呈现出“泛立法化”的趋势并成为司法解释的基本模式。解释程序的主动性、解释内容的创制性与解释方式的专断性等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主要特征。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法律之不足 ,但却无法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并且没有实现其完善法制、维护法制统一、指导法律实施以及增进社会正义的预期目标。     

美丽而诱人的“毒树之果”：法官制度创新的限度——经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展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一案，为学生状告学校获得法律救济打开了司法的大门。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北京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法律封高等学校各项权利的规定以及由“国务院授予”的学位授予权，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政府规制措施，并不构成行政法上的授权，因而，北京科技大学也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封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也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是以一个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高等学校为“被告”，受理了一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案，并封北京科技大学的内部规章制度行使了其并不拥有的司法审查权，从而“发展”着法律。     

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演变与发展

无论是在当代中国内地还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中,司法解释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功能。从历史上看,它们都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解释制度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台湾地区,则演变为“大法官”解释制度,在内地则通常被称为司法解释制度。     

对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行为的司法审查

对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行为的司法审查袁明圣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是行政法上常用的概念。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什么是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在什么情形下构成显失公正，以及人民法院对这两种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性质、范...     

解读高等学校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范本展开的分析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非行政机关被推上行政诉讼被告席的惟一事由,也是法院受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学生打开司法救济之门的前提。然而,法院在田永一案中并没有证成高等学校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资格。尽管单方面性、强制性等是行政权的属性,但并非所有具有这些属性的权力都是行政权。     

《行政处罚法》立法缺陷分析

《行政处罚法》立法缺陷分析立法观念的缺陷胡玉鸿法律是制度建构与价值观念的载体，其蕴涵的观念形态对社会具有导向作用。应当承认，在弘扬法治观念、制约行政权力及保护公民权利方面，行政处罚法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规定，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业已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     

诉讼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使司法裁判过程既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家、社会、当事人 ,乃至社会公众舆论等各方面正当或不正当的影响 ,正确分析和了解这些因素对司法过程的不同影响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诉讼保障体制 ,以尽可能地减少或者防止其对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可能的不良影响。     

合法性追问：政府规制研究的一个视点

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关注，主要出于效率的考量。而法律学家关注政府规制问题的焦点，则是对其合法性的追问。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合法性的追问，以确实其有效性，矛在此基础上，为政府规制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法律救济．以实现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规制行为的法律控制。     

当代中国内地的行政救济体制

当代中国内地的行政救济体制主要由行政机关救济、司法机关救济、权力机关救济构成,三种救济体制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但无论是行政机关救济,还是司法机关救济,抑或是权力机关救济,为行政相对人所能提供的救济都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受我国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与观念的影响,行政救济体制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因此,进一步增强救济机关的独立性,完善行政救济程序,拓宽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未来中国行政救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

公共政策所表示的 ,乃是政府 (在某些时候也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在一定时期里为满足社会的某一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目标或纲领 ,它也常常意味着与国家立法不一致的政府行动 ,是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裁判中 ,在对公共政策给予必要的、善意的尊重的同时 ,对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力问题慎重对待 ,有条件地将之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