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局与突围

刑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面临不愿调取证据、不能调取证据、不会调取证据三大困局。应当从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完善调查取证立法、强化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三个方面突围。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受审能力的制度补位

被告人受审能力理论的产生伴随着被告入主体地位的提升和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加强.被告人受审能力制度有利于保障正当程序、促成实体公正、确保庭审秩序.我国当前并无关于被告人受审能力的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呈现重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轻受审能力鉴定的现状,使鉴定人陷入两难境地,亦不利于人权保障.我国宜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合理构建被告人受审能力的认定程序,明确认定后的处置方式.     

诉讼角色视域下的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

在美国,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角色不同,对待“善意例外”的立场也并不一致.控方希望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适用范围,因为“善意例外”激励警察“善意”地执法.而辩方对“善意例外”持排斥立场,希望尽可能排除非法证据.但“善意例外”并不阻碍辩方寻求违宪救济.作为中立机关的司法机关立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希望通过“善意例外”采纳非法证据并查清事实,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严格把握“善意例外”中“善意”的客观标准,警惕以“善意例外”之名放纵违法取证的行为.     

美国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司法利益”标准——以克莱尔案件人身保护令程序为例

在克莱尔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临死刑案件公平裁决和确保死刑判决终局性之间的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2年对克莱尔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在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标准应当和非死刑案件一样采用＂司法利益＂标准。死刑案件的终局性是＂司法利益＂的关键,死刑案件的公正性是＂司法利益＂的底线。     

医疗机构的强制缔约义务与法律风险防控

医疗机构的强制缔约义务是指医疗机构在特定情形下，负有必须与患者订立医疗契约并进行救治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其立法基础是契约正义对契约自由的矫正以及医学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我国医疗机构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患者处于危重病症情况，同时，医疗机构具有正当事由时可以不承担此义务。医疗机构违反强制缔约义务造成损害时，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针对医疗强制缔约义务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医疗机构应从准确认识强制缔约义务，明确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范围，基于合理理由拒绝缔约时注意履行相关义务等方面进行法律风险防控。     

量刑与定罪程序的分离和独立

量刑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量刑程序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当前的定罪与量刑程序是合一的,立法没有对量刑程序本身进行详细的设计,因而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借鉴国外两大法系在分离量刑与定罪程序方面的一些做法,在我国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瑞典医疗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瑞典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是高福利国家的缩影。瑞典医疗保障具有医疗保障高福利性、公平性和适宜性三个特点。瑞典高福利下的医疗保障也面临高税收、老龄化、低效率、医疗福利诈骗等挑战。我国应从瑞典医疗保险制度中得到启示,坚持全民医保的目标,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应选择循序渐进的路径。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局与突围

刑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面临不愿调取证据、不能调取证据、不会调取证据三大困局。应当从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完善调查取证立法、强化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三个方面突围。